作者：文聿笑笑 | 评论(0) | 标签:最后的王爷, 徐帆, 冯远征, 翰林, 万年青, 娱乐最近在看《最后的王爷》，近日里看到的最好看的电视剧，因为最幽默，《幸福有多远》也挺好，就是太纯情，不是品质问题，是风格的事儿，我三张儿多了，钟南山的怀旧纯情范儿，在我这儿，依然可爱，但，有点儿承受不住了，我想，如果我年轻10岁，或者再年长20岁，估计会很受用。好了，不说《幸福有多远》了，说回“王爷”，王爷，我总觉得是封建王朝里最幸福的一小撮，只要没什么野心，放下了争夺天下的那点子幻想，就能过得无比逍遥自在，要不《回到明朝当王爷》怎么会成为网络热门小说。如果时空真有并列，生命真可反复，我愿下辈子托生个并列时空里的逍遥王爷，前提是，一定要是太平盛事、花团锦簇的那种，倒霉催的“最后的王爷”，倒贴我也不干。冯远征，这次终于可以尽情挥洒一番了，不用憋屈着演那些性格不健全，心理不正常的病人了。这次的王爷，虽然时运不济，但性格绝对开朗、豁达，有这份儿胸襟，才能熬的住那个疯狂年代里云霄飞车般的起起落落。徐帆，难得完成了一次解放天性，这是个花旦丑角，嫁了个王爷是个忠肝义胆的政治白痴，做个福晋王妃，也是将“二”进行到底的主儿。其实她不再青春亮丽了，没看懂的，或者说不会欣赏的，说她在装嫩，我说她这是挣脱樊笼的自我解放，她哪儿是在装嫩啊，这是在装傻充愣啊。最好玩儿的角色，无疑是万年青万翰林，这人物描绘的，绝了，有点儿老舍先生的遗风，没留心编剧是谁？这样的编剧不拿奖，有点儿说不过去了。每每看到万翰林，每每喷饭，严肃、矜持的老夫子，那个时代，不知该有多少这样的“大清孤臣”呢？现而今，没有新时代的万翰林吗？我看也是比比皆是呢，不用点名了，太多了，其实自己有时候也挺“万年青”的，只不过大家坚守的不是一样的内容，但那股子“不甘随波逐流”的痴呆，不得不屈从于现实无奈的庸俗，很有点儿异曲同工的意思。和老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彭醒狮，最终，似乎也是最好的结局，新中国的建造者之一啊，了不起，可咱们都知道，等在他前面的还有“史无前例”的折腾呢。最合乎历史潮流的一位，终究躲不开历史的嘲弄。寿元是政治白痴，可他有股子人间真情，凭着这点儿人味儿，他还能老而善终，一辈子乐乐呵呵经历风雨，其他那些不认命的主儿，倒是一直没少了折腾、挣命，结果呢，也是我们后人的笑话。我们如今回头看，那是一场场闹剧编制的人间喜剧，当事人的活受罪，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能让人哈哈大笑的黑色幽默，可真的身处那样的世道，那样的年月，如彼的人生，怎么才能活过来，没点儿二百五的劲头儿，是不行的。所以说，难得糊涂！这戏里，都是笑料，都是开心果，只有一个大苦主儿，谁啊？眼明心亮的银杏，这丫头，太聪明，太透彻，太伶俐，太有主意了，所以啊，小姐心气儿丫鬟命，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比她更命苦的了。现如今的世道又如何呢？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头几个月，我还在博里写“世界经济濒临崩溃”，心理揣着恐惧呢，如今是真的崩盘了，心里反到松快了。这些个事儿，就好像最后的王爷面对大清的一去不返，挣得过命运去吗？时代选择了咱们，咱们能怎么样呢？哭爹喊娘肯定是没用的，嘻嘻哈哈做个二百五，兴许还能熬上几天乐和，面对命运的嘲弄，寿元和他周围的人都是榜样，也都是教训，笑弯了腰，忽然发现在笑自己，呵呵，这就是艺术与生活。一部好戏，大小角色都是好演员，没一个棒槌，感觉是电视上看了北京人艺的好戏，希望能改编成话剧，或可卖座！将来发不出工资的时候，不用老演《茶馆》，还能有《最后的王爷》粉墨登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51d300100bieh.html

作者：冉云飞 | 评论(14) | 标签:告密者, 专制, 言论自由最近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老师因为课堂上批评了几句政府，被学生向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教委告发，而遭到有关单位的调查。这样的学生，在四九年后，无时无之，并不觉得奇怪。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眼线之多，视人民为嫌疑犯的做法并非始自今日，而是六十年来统治之常态。只不过现在经济有所发展，而恐怖稍逊于四九年至七八年之前而已，但恐怖的实质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目下这种多事之秋，说空气中都充满着一股肃杀的告密气氛，这不是夸张，而是一种事实描述。从街道居委会大妈到乡村小邑的“革命群众”；从小学的同学互告，到大学里面告发老师“思想反动”。一是因带着神圣的告密任务，二就是脑子被洗得听不得任何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言论，华东政法大学的两位女学生之大脑被洗白得成了如此模样，她们当然是中国学校愚民教育的一个缩影。 一所政法大学的老师讲《古代汉语》，联系当下，说了些批评政府的言论，竟被自己习政法的学生告到市公安局和教委，发生在一个信息广泛，民智渐开的社会，实在太过黑色幽默。几年前遇到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提及她那次被学生告密的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淡然处之，但我们朋友旁听下来，却感到对学生有一种深深的悲悯。卢老师对学生并不怨恨，对整治她的人也没有什么报复行动，但她对做人底线和自己人格的坚持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对学生有着一种悲悯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确是这种愚民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有许多学生能考上大学，但他们的脑子基本上已经党化、固化了，成为官方思想的垃圾桶。并以时常说套话废话假话，以羊随大群不挨打的态度来拥护官方，而自鸣得意。很多学生实用到一种毫无做人之底线伦理及人格的地步，对官方的说教根本就是照单全收，认为只要官方说的就绝对正确。只要与官方的说法不同，而且你还要批评官方的错误，那就是你思想反动，我就要告发你。这种被愚民教育弄得把自己卖了，还帮着官方数钱的学生，我不敢说在当下有多少，但这种告密学生的存在，绝对是大学教育的耻辱。 一个老师无论如何批评政府，都是他的权利，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任何人不能剥夺。讲《古代汉语》联系到当下糟糕的现实，有所指陈与批评，我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种认为学生只需了解知识的“纯学术”要求，对于学生来讲固然需要，但开启学生对社会、对自身权利的清醒认识，让学生认识到民主、自由的重要，依旧是一个真诚正直的老师的天职。一个社会的言论不自由到连大学里面都不能自由言说的地步，那么这样的高等教育还有什么指望？每年颁诺奖时中国官方传媒猴急马急的那个样子（常呈意淫状态），时常提及的民族的伟大复兴，能指望被阉割的大学教育来实现吗？想一想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抗战那种非常时期能培养出如此多的科学家（有获诺奖者）、学者、合格的公民——别的不多说，你看看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你就应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了——而四九年后六十年来大学里面教出来的学生质量，能与1919至1949三十年的质量相提并论吗？四九年后的学部委员能与一九四八的院士相提并论吗？ 想当年，我们读大学时，遇到这样的学生，一方面同情怜悯；另一方面是鄙视加疏远；第三就是公开揭露其卖友求荣，脑子一锅浆糊，使其名声大臭，而无人成其友而“自绝于人民”，最后便是对告密者不客气，挥拳相向。除了挥拳相向我现在不是很赞成外，其余几点，我认为至今仍可以拿来大学里学生对付告密者的一种办法。一方面我们要努力使整个社会不成为告密的土壤，要进行制度改良，要让整个社会觉得告密是一种耻辱，而非一种光荣。而这样的共识，也要让学生在大学里达成，而不是因此告密成风，不告密者反而成为一种异端少数。官方是以搞学运起家的，他们培养的“职业学生”自然有不少是告密高手，因此他们深谙在学校安插各种告密者、眼线（据有同学说叫“信息员”），对于严酷管理学校的好处。整个中国，自古及今，为何告密盛行，那就因为统治者利用告密统治社会，其成本低廉，却能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使民众成为百依百顺的奴才。从互相掣肘的阴谋术，到无处不在的线人之告发，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度，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从而达到民众不结社（因为大家互不信任），处于永不团结的马铃薯状态，这样官方的统治成本不仅低廉，而且官方统治集团却能因此实现利益最大化。 杨师群老师既然在政法大学教书，且是遭遇的成年学生的告发（当今大学生几乎都十八岁以上），还被有司请去教训和调查，我认为他有通过法律手段，来主张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我认为将这两位告密的学生告上法庭，让他们知道告密的坏处何在，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法治教育。同时也让那些喜欢告密者“名扬四海”，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原来是告密者，让他们也知道人们是如何鄙视她们所做的一切的。我认为你拿到了告密者的证据，通过法律手段，让告密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是最为理性的做法。虽然如今的法院不一定立案，但我认为打这种哪怕是暂时还不能立案的官司，对大学和社会里的告密者都是一种鄙弃与震慑，让他们也要掂量一下做奴才不只是有不尽的收益，还有应付之成本。 2008年11月27日8：56分于成都______________延伸阅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565680)©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

评论(1) | 标签:燕京大学, 逝者, 司徒雷登今天，中美已经成为合作伙伴，国共也开始了融冰之旅，在为司徒雷登魂归中国感到欣慰的同时，也需要继续追问：“燕园之父”，何时魂归燕园？ 特约撰稿： 王晓渔 1962年，司徒雷登先生于华盛顿逝世，46年后，他的骨灰安葬于杭州。看到这则消息，不禁为司徒雷登魂归故园感到欣慰，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曾表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但欣慰之余是遗憾，据我所知，司徒雷登的遗愿不仅是魂归中国，他曾在遗嘱里表示：“如果可能，我的骨灰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为邻。” 司徒雷登因为担任1946到1949年间的美国驻华大使而著称，但是，观其一生，他的另一重身份更为重要，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校务工作达27年。在杭州的墓碑上，只有这么简单的一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这也是对司徒雷登的最好概括。 燕京大学是一所在现代中国享有盛誉的教会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司徒雷登主掌燕京大学期间，遵循学术自由的原则，不但不对师生的政治态度加以干涉，还对他们加以保护，包括具有左翼倾向的师生。在北京沦陷期间，燕京大学选择了一条最难坚持的道路，既没有内迁到安全的地方，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是坚持独立的教学理念，此举也为司徒雷登带来牢狱之灾，他曾被日军囚禁了4年。 燕京大学的校友，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司徒雷登曾经担任燕京大学教师冰心和吴文藻婚礼的证婚人，冰心这样描述他：“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司徒雷登也因为与燕京大学无法分割的关系，被称作“燕园之父”。 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北京大学由红楼迁至燕京大学所在地，也就是燕园。虽然燕京大学已经不复存在，按照人之常情，司徒雷登的遗愿并不为过。古语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就是指不应把两国之间的纷争，交由使节独自承担。更何况，司徒雷登对于中国教育27年的贡献，无论如何要大于他从政3年的争议。今天，中美已经成为合作伙伴，国共也开始了融冰之旅，在为司徒雷登魂归中国感到欣慰的同时，也需要继续追问：“燕园之父”，何时魂归燕园？

评论(0) | 标签:Boris, Fyodorov, 逝者, 鲍里斯•费奥多罗夫, 俄罗斯他笃信技术精英在改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却把政治仅仅视为实现最优经济政策的绊脚石。 张昕 撰稿 俄罗斯前财长、银行家鲍里斯•费奥多罗夫（Boris Fyodorov) 11月20日在伦敦因中风去世，年仅50岁。 费奥多罗夫最显赫的名声来自于1992－94年间：作为财政部长，他是当时负责实施所谓“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少壮派经济学家团队中的主要成员。 费奥多罗夫1980年从莫斯科金融学院毕业之后，曾在苏联科学院下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在科学院下的美加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此后费奥多罗夫虽然一直在政界和商界担任要职，但是宽大厚边眼镜和不加掩饰的学院腔给人感觉更像是一个体制外的大学教授。 离开学院之后，费奥多罗夫先在苏联中央银行担任货币经济学家。早在 1990年，32岁的他已经担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财政部长，帮助戈尔巴乔夫制定改革政策。此后，他又参与了亚夫林斯基主持的野心勃勃的“500天计划”的制定。这个试图挽救苏联经济的一揽子计划虽然最终没有得到采纳，但费奥多罗夫还是因为自己撰写的金融改革计划而声誉鹊起。 苏联解体之后，他在1992年到1994年间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并一度兼任财政部长，是实行“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团队中的最重要成员之一，后来也因为盖达尔在叶利钦面前“失宠”而跟随前者一起离开了联邦政府。 1990年代后期，在当选杜马议员和创建了“前进，俄罗斯！”政党之后，他又短暂担任国家税务局的负责人。 政治生涯之外，他于1994年和一位美国银行家创建了俄罗斯第一家投资银行——联合金融集团，并且还担任多家大型企业的董事。 费奥多罗夫的书生气在他对待政治的态度上表露无疑： 和亚夫林斯基、盖达尔等职业经济学家出身的政治人物类似 ，他多次表示自己并不喜欢政治生涯，更渴望扮演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角色。 同时，对于政见不同者，他批评起来也总是不计情面。和盖达尔等人至今难忘叶利钦的知遇之恩不同，他一直对叶利钦的性格和执政风格非常不满，认为这个本质上只贪图权力的人物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派，对于经济的无知，更把改革失败的罪名推到了盖达尔的团队——即便后者所制定的改革方案其实并没有得到执行。而对1995年叶利钦和几大金融集团之间的“贷款换股权”协议，费奥多罗夫毫不留情地定性以“偷窃”。甚至叶利钦1999年宣布提前辞职时出人意料的对俄罗斯人民的道歉，在费奥多罗夫眼里也根本不值一提。同样不多见的，费奥多罗夫对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俄罗斯转轨初期对俄罗斯政策也一直持批评态度，尤其反对1993年宪政危机中美国对叶利钦无条件的支持。 在自己商界经营中，费奥多罗夫以倡导良好公司治理结构而出名。尤其是作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Gazprom）的董事，费奥多罗夫多次承担巨大风险公开批评这家国有垄断企业内部的管理弊端，揭露公司管理层资产转移等行为。尤其是2000年到2001年间，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对俄罗斯当时的独立电视台NTV实施收购时，费奥多罗夫经常出现在媒体中公开质疑该集团进入传媒业的动机和以及政府在背后的作用，成为难得的能为该公司的小股东和外部股东声张利益的代表。 费奥多罗夫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盖达尔团队为核心的那个职业经济学家团队的代表人物：对资本主义有源于教科书的坚定信念，但对经济过程和市场机制的理解过于机械和简单；在笃信技术精英在改革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常常把政治仅仅视为实现最优经济政策的绊脚石；书生义气意味着直言不讳、感怒感言，但有时也穷于政治策略而只能感叹生不逢时。或许也正因此，斯托雷平才成为费奥多罗夫所崇拜的英雄。

夏娃·亚当

作者：马大一为 | 评论(6) | 标签:他山之玉[转帖]苏维埃社会主义幽默精选苏维埃社会主义幽默精选-凤凰锐评（转自：http://yuanlin.bjfu.edu.cn/bbs/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8&ID=221579） １．亚历山大、凯撤、拿破仑做为贵宾，参加红场阅兵。 ——我要是有苏联的坦克，我将是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说。 ——我要是有苏联的飞机，我将征服全世界！凯撤说。 ——我要是有真理报，世界现在也不会知道滑铁卢！拿破仑说。 ２．在苏共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作报告，他问：“我们这里有没有敌人？”一个人回答：“有一个，他坐在第四排第十八号位子上。”勃问：“为什么他是敌人？”回答：“列宁说过敌人是不会打瞌睡的，我发现全场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打瞌睡！” ３．在集体农庄党的会议上将研究两个问题：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在没有木板的情况下，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 ４．“苏联和英国的童话传说有什么不同？” “英国童话的开头通常是：‘很久很久以前。。。。’而我们的则是；‘不远了，不远了。。。。’ ５．斯大林做报告说：……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苏联的地平线上了…… 老工人不知道什么是地平线，回家后问儿子，儿子说：地平线就是能看到却永远走不到的一条线。 ６．“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道。 “对，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７．话说勃烈日涅夫同志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将在乡下的老母亲接到了莫斯科。老太太来了以后，勃列日涅夫得意洋洋地向老妈展示了一番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汽车、名贵家具等等，展示完了后，勃列日涅夫问老太太这一切如何？老太太说：“儿子啊，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 ８．两个中学同学相遇然后寒暄 您现在在哪工作 中学老师.您呢? 克格勃 啊,您在克格勃具体干什么? 我们负责揪出那些对国家不满的家伙 您的意思是....还有人比较满意? 这些人不归我们管.管他们的是纪委 ９．工人说:我们已经是共产主义了,有人问:为什么?工人说:我们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什么????那人又问, 工人说:你没见我们的领导各取所需,工人各尽所能! １０．“在苏联是否可以存在两党制？” “不，不可能，因为我们养不起。” １１．——什么在苏联是最常见的？ ——暂时的困难。 １２．——苏联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 ——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社会制度里不会存在的困难。 １３．苏联时期莫斯科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大楼外。 一个愁眉苦脸的男子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肥皂没有，电池没有，袜子也没有。。。。。。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看起来象是便衣的人小声对他说：公民同志，您要是再这样诋毁我们伟大的社会住义国家，我就要拿手枪把敲你的脑袋了！ 那个男子看看便衣警察，继续自言自语：看看，连子弹也没有。。。。。。 １４．在调查表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执行总路线时你动摇过吗？ 拉宾诺维奇回答道：“我和总路线一起动摇。” １５． ——拉宾诺维奇，你经常读报纸吗？ ——当然，要不我怎么知道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１６．——共产主义还会有货币吗？ ——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说会有，中国的教条主义者说没有，我们是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有，但不是所有人都有。 １７．伊万看电视，是列昂尼德同志在演讲。伊万觉得无聊，换了一个，还是列昂尼德同志在演讲，又换一个，还是他。伊万一连拨了几十个台，最后累了，准备关电视。这时候电视画面变成了KGB的尤里同志，怒气冲冲地叫：“你再敢换？再敢换？再换判你10年大牢！” １８．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 苏联人:有什么不敢的?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１９． 拉宾诺维奇到资本主义国家出差，在那里，他给单位拍了一个电报：“我选择了自由。”这事发生后，单位马上召集了党代会谴责拉宾诺维奇，并要做出组织结论。在会议中间，拉宾诺维奇突然走进了会场！全场哑然。 拉宾诺维奇说道：“我非常感兴趣，你们是怎样理解自由的。” ２０．——苏联人第六感的什么方面最发达？ ——高度的满足感。 ２１．——为什么我们执行总路线那么慢? ——因为每次党代会转的弯太大。 ２２．二战结束后一个波兰农村老太看到街上贴着的照片就说像自己的外甥 别人训斥她：瞎说什么，这是斯大林同志 老太：他是干什么的？ 答：他赶跑了纳粹 老太急切地问：他能不能把俄国人也赶跑啊 ２３．一老者人行道闲溜，不慎落入道旁河中。随高呼救命！ 两警察闻之，视若不见，仍边走边谈笑如旧。 老者情急生智，随又高呼“打倒勃列日涅夫”！两警察闻之大惊，随急速跳入河中，将老者拖上岸来铐之。 ２４．在苏联的一次大会上，主持人突然说：下面请认为社会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的左边，认为资本主义好的同志坐到会场右边。大部分人坐到了左边，少数人坐到右边，只有一个人还坐在中间不动。 主持人：那位同志，你到底认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回答：我认为社会主义好，但是我的生活像是资本主义。 主持人慌忙说：那请您赶快坐到主席台上来。 ２５．——有40颗牙4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鳄鱼。 ——有4颗牙40条腿的是什么东西？ ——政治局 ２６．“假设你在酒吧里，而一个陌生人坐到你的身边并开始唉声叹气，你该怎么做？” “立即去阻止这种反苏宣传” ...

评论(3) | 标签:所见所闻作者：长平 这段时间，矿难瞒报、封口费的消息不断传来，让人们看到地方官商勾结、记者出卖良知的丑陋现象。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类事情越来越多？我一直认为，由于没有制度性的监督机制，能够报道出来的其实只是少数，还有大量的事实被瞒住了，还有大量的嘴巴被封住了。 当《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点名揭露“三鹿”奶粉有毒的时候，我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有关部门至今都没有坦然正视三聚氰胺的问题；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揭发娄烦“8·1”垮塌事故瞒报的时候，我也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就在高层领导批示之后，网络删帖还在继续；当《中国青年报》记者戴骁军报道真假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的时候，我还是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就在他拍摄到确凿的证据之后，官方的通报仍然有大事化小的倾向…… 不过，当这些特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眼前时，我不得不改变看法了。从这些丑陋现象的腐尸中，我闻到了信息自由的春天的气息。 我有一个猜想：如今我们看到瞒报越来越多，并不是事故责任人突然之间都瞒报起来，事实上他们从来都在瞒报，只是现在瞒不住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发放和收受封口费，也不是一夜之间的创造发明，事实上这种交易一直都在进行，只是现在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我问了一些知情人士，他们都证实了我的猜想。谁也不能列出实际瞒报的数量，因为能够列出来的都是被揭露的瞒报。但是瞒报从来都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媒体报道，就有6年前的广西南丹矿难瞒报，3年前的山西宁武矿难瞒报，两年前的山西左云矿难瞒报，等等。就拿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的封口费来说，9月20日发生的矿难死亡人数为1人，而且死者拥有培训合格证书，就为了瞒住这个事实，据官方通报，该煤矿向已公开点名的6家媒体支付封口费 12.57万元，仅9月24日、25日两天，就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领取。按照这个标准，该煤矿发放的封口费不少于50万元，而揭发者戴骁军认为还远远不止于此。凭常理就可以推断，那些更多死伤的矿难责任人，更会想方设法瞒报，也愿意支付更多的封口费。 这些封口费有的给了真记者，有的给了假记者。其实记者的真假并不重要，矿主心里明白，凡是了解真相的人，都可以发布消息。有些敲诈者并没有谎报身份，他们威胁说要把消息传给真记者，也得到了封口费。在我看来，矿主支付的更多的封口费，用在了和地方官僚的勾结上。为了得到官员的“保护”，他们送礼送钱，甚至送出干股。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地方上由此形成了事故瞒报机制。一旦出事，此机制“自觉”启动，“自动”运行。那些负有监管和救援责任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为帮凶。他们组织调查组，其实是阻止调查；他们组织救援，往往见死不救；他们发布“权威信息”，却又隐瞒真相。 由此可见，瞒报现象的确是越来越严重。然而，另一方面，封口也越来越困难。媒体市场日益多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简光洲、孙春龙和戴骁军三位记者，至少在这几件事情中，他们的嘴没有被封住，他们所在的媒体也没有和别的媒体一样沉默不语。更重要的是，网络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媒体的生态。发不了稿的记者，可以通过博客来释放自己的良知。就算所有的真记者的嘴都被封住了，无数的假记者也可以上网发帖。此外，根据新的规定，外国记者的采访限制已大大减少，他们的报道在网络上“出口转内销”易如反掌。因此，消息的出口越来越多了，要想封住这所有的“口”，不要说煤老板不惜万贯家财，就是地方腐败官员滥用国家暴力，恐怕也比登天还难了。 习惯于收受红包的记者们要清醒，媒体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拿人钱财再也不能替人消灾，这桩生意做不下去了，而且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其屈辱地被收买，不如堂堂正正去报道。习惯于控制舆论的官员们更要清醒，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们唯有改变策略，正视舆论，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唯一该得的报酬，就是纳税人付给你们的那一份薪水。那些多拿的东西，迟早也封不住口的。与其事后狼狈不堪地东遮西掩，不如事前清正廉洁地尽职守责。与其徒劳地限制媒体发声，不如顺势支持舆论开放。

作者：冉云飞 | 评论(13) | 标签:冉氏, 新闻, 周刊一：财经时报社被停业整顿引发讼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b1fa00100b2gn.html。这个案子的法理问题，我不想多谈，周泽律师谈得已经很清楚。我只想说，官方的整个制度几十年来对言论自由的打压，特别通过宣传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这种直接为恶的单位，来彰显其对言论自由之普世价值的破坏，对民众所有权利的伤害非常巨大。别的伤害且不说，创作、学术、大学的自由之严重丧失，对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极度伤害，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不只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学里充斥着万恶的党委领导制，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大学），不会有诺贝尔获奖者的诞生（渴望诺贝尔奖并没有错，但通过成为诺贝尔获奖者钱永健的堂叔来意淫就可笑了。许多思考却永远不触及这个制度对整个中国人创造力的伤害，苏联之所以有人获得诺奖，那刚好证明他们在某些方面还残留有创新的缝隙，加上其他制度如宗教与中国的不同），一个族群的创新能力十分低下，从盗版的猖獗反过来证明这个制度是如何扼杀民众创新的。如果像这种打压言论自由的恶行不能得到有效的扼制，那么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才真正没有竞争力。 二：新闻出版总署调查真假记者排队领矿难封口费。http://news.sina.com.cn/c/2008-10-29/053916545381.shtml。对于这件事比较深的分析，已有十年砍柴兄做出，我换个角度来谈。新闻出版署来调查封口事件，他的公信力何在？谁知道他不在后面操作，谁知道他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己所管束的单位出了事，由行业的最高单位调查，好像是众所周知的通则，难道没有谁感觉这个通则的问题吗？有谁愿意把自己所领导的行业问题实打实地暴露出来吗？谁来监督新闻出版署本身？对新闻出版署调查封口费事件，不要抱任何信心，由他们统管新闻出版，根本无法杜绝众多的封口费事件和泛滥成灾的红包。要杜绝新闻中拿封口费，只有把新闻出版署变成一个行业机构而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同时放开新闻出版的管制，亦即开放报禁开放出版之禁，允许报纸真正竞争。但这个总体糟糕的政治制度所包庇的权势集团，他们怎可甘心把这种掌握在手中的肥肉？制度不变革，一切看上去动静很大的调查，都变成一种标也不能治，本更不能治的做秀。 三：深圳海事局副局长涉嫌猥亵女童初步定为刑事案。http://post.news.tom.com/47000AE866.html。我劝大家在这件事情上要理智一些，不要称他“林禽兽”，我们可以讨厌可以痛恨可以骂那些无恶不作的官员，但不要污辱禽兽，不要引起与动物保护组织的纠纷。怎么惩处大家都说得比较清楚了，但官官相护、违法乱纪的中国现实，有多少人还相信真能让这个使民众痛心到不惜去侮辱禽兽的人，能够受到公正的处罚。大家都知道我还算是个比较理智的人，我并不倡导不理智的行为，所以我对受害的小朋友爸爸的修养很是敬佩，同理我对灾区无辜冤死的学生家长对余含泪、王做鬼满嘴鬼话的容忍也深表赞佩。如果我是具体当事人，肯定是向杨佳同志学习的冲动大过了理智，没办法，如果这种事还理智的话，真是超出了我的血性范畴，我承认自己是个动物血性没有进化完的人。我做完了也许会后悔，但在没做之前一定会有去做的冲动，人都要死，总有一些事情不是投入与产出之算计能够完全描述的吧。我只是警告官方，如果这样的官员你都还敢包庇的话，那么只能说这个社会大规模的混乱只会加速（当然应该从制度上改进避免此类事情的再度发生）。现在的官员还有什么不敢做呢？包二奶、嫖娼、猥亵小朋友，他们无所不作，只差和自己女儿乱伦了。有人说，你这样太侮辱为官者了，是的，你也先看看他们怎么侮辱民众的？你包二奶你养小蜜你嫖娼，我们都忍了，你在公共场合猥亵儿童且气焰如此嚣张，这不仅是对当事人的挑战，也是对整个社会尚存的良知与血性的挑战，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孰忍！官员令人切齿的程度，一年一年地加码，民众的忍耐能力恐怕不是无限的。 四：石家庄法院接内部通知 称暂不受理三鹿奶粉索赔案。http://post.news.tom.com/25000A88136.html。官方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并不始自今日。从延安整风时期，到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是开亘古未有之折腾未成年人的先河，其犯罪行为令人发指。现在当然不做政治迫害，但是利用制度的“优越性”所带来的邪恶经济来制造大头娃、结石婴儿，在计划生育之外，来个大规模的断子绝孙。即便不绝，也使你的孩子成为生理上都有问题的病人。民众本来是理智的，走法律渠道，但官方却要将法律渠道堵死，那不是逼民众走上非理智的路线吗？不是逼民众走上“时予曷丧，吾与偕亡”的绝路吗？难道官方要的是“吾与汝偕亡”的和谐？公检法特别公安工作人员，为什么被袭的可能性比其他行业要多呢？想一想他们平日里都在做些什么吧，胡适说过：想怎么收获，就怎么栽。反过来说，你怎么种的恶，你当然会收到相应的和谐报偿。我只是说出事实，而不是赞成“吾与汝偕亡”的做法，但官方不做出相应的制度变动，我们哪里有什么脸去谴责别人的“暴行”？！别人也是人，凭什么就应当受尽你的凌辱，走尽一切理智的路线而最终只有选择走“血酬”一路，这你能怪谁？ 五：云南昭通278位边远山区民办教师失去工作。http://news.sina.com.cn/c/2008-10-28/011816535473.shtml。代课教师穷得打鬼，民办教师被一刀切，断了他们的后路（事实上许多乡村如无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根本不愿去，这样一刀切伤害许多比较边远村落孩子的受教育权利），这样的报道近几年可谓此起彼伏。中国教育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教育之糟糕世所共睹，一年各种贪污及无度浪费要上万亿，却始终无法增加教育经费的拨给（而拨给后也有不少被贪污），却还在那里依旧唱高调谓其“伟光正”。前不久爆发了成都、绵竹、永川、綦江、渝北等地教师要求增加工资的罢教运动，而边远地区因其教师无法集中，他们连这点表达权都丧失了，所以控制和打压起他们的权利来，官方就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的处境也就更加悲惨。但你以为昭通的官员不厉害吗？他们和全国其他为恶的官员“比学赶帮超”，让他们解决教师的实际困难，他们不仅无能而且阻止。但让他们帮助商人去抢夺民众利益的时候，他们却非常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为这里面有强大的利益驱动，看看“云南昭通发生征地纠纷15名村民被刑拘(图)”， http://news.sina.... 六：学校请“专家”为132个小学生集体做包皮手术(图)。http://news.163.com/08/1029/05/4PDB8R9700011229.html。谁说我们的学校没有创新能力？只要能捞钱，他们的“创新”简直可谓勃发。教育部本来就是个教愚部，把民众（民众是学生而来的）教愚蠢后，可以为整个专制极权制度做出杰出贡献，这种杰出贡献，可以与宣传部、广电局、新闻出版局对言论自由的扼杀，给民众带来的巨大伤害，难分轩轾。教愚部帮助了整个制度下官员对民众利益的抢夺，除了整个制度抢夺的利益会分出一部分好处犒赏他们外，还让他们直接在学校用权力用愚弄的方式来直接榨取家长的血汗钱。这种“专家”怎么到学校来为学生做“好事”的？还不是教愚部整个学校管理上的失衡。在意识形态和变态政治课教育上，教愚部做得足够好，但在学生、家长、老师的权利的保护上，他就不想那么“伟光正”了。 七：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发布。http://news.sina.com.cn/c/2008-10-29/200616550639.shtml。党校这种变态学校的存在，本来就是中国愚民教育和极权政治的产物，哪个正常的国家还有这种变态的学校存在？共产党的党员大多是公务员，公务员只需要相应的公务培训即可，为何还要搞党校培训呢？那就是当公众利益与共产党党派私利冲突的时候，抛弃公众利益而维护他们的党派私利。比如开会时做一项决议（比如人员的任命），而这决议的通过不符合民众利益不是民众的选择，为了走过场做样子而获得通过，他们会公然公开地召开党员会，来统一思想统一选票，来达成他们的私利，这也就是党校存在的理由。党校的存在是民众利益的双重剥夺，一来党校是公共财产拨款，是民众纳税款所办；二来通过党校所教育出的官僚控制和打压民众利益，这就是党校存在对民众的直接危害。再者，党校文凭的存在，是中国教育污滥，使教育丧失应有的一点尊严的直接表现。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有很多问题，但从来没有像如今的官员大批量地买文凭（他的职位越高其学位越高，像发改委主任张平这样的中专学历是绝对的例外），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一个无法越过的底线，但在当今中国却如此明目张胆如此疯狂。事实证明，党校是一个与民争利的怪胎。 2008年11月3日9：26分于成都©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

评论(2) | 标签:时事观点作者：黎明 10月28日晚，深圳一中年男壮男掐住一11岁女童拖进洗手间内猥亵。当女孩父母回头找该男子讲理时，男子叫嚣“我是北京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 ”此过程（除洗手间内情景外）有现场录像为证。此信息于10月30日上网，一群义愤填膺的网友启动“人肉搜索”，31日上午证实，猥亵女童的男子是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林嘉祥。当日下午，深圳海事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声明“林嘉祥被停职调查”。 有人生经验的人听闻林嘉祥的言行，都知道他那一时的表现，反映出的本是他为人的本性、真实的一贯德行。这位领导人、教育人还担负反腐败重任的“北京高官”，在长期的“为人民服务”的生涯中，肯定是劣迹斑斑，绝非一般的黑和一般的腐。有如此胆量、狠劲和气焰的这种人，往往在上级那里获得“富魄力”和“锐意进取 ”的评价。如果没有来自更大权力的保护和支持，林嘉祥就不会那样嚣张跋扈。他那“权钱优势”的生活经验，自然而然地生成强烈的“权钱优越感”，和他类似的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人都有相似的“有恃无恐精神”，只是，林嘉祥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并留下证据了，而别人没像他这样“一时大意”或“时运不济”。 “ 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林嘉祥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国人。这是在干了坏事之后喊的，理不直，却气壮如牛。“你们算个屁！”这里，林嘉祥所指的“你们”，按平民百姓的理解就是“我们”，就是“中国人民”。这样理解符合本质真实，林嘉祥侮辱、挑衅的，的确不只是一家人和在现场的人。不过，林嘉祥这回还真当了一次实事求是的教育家，他指出了“你们算个屁”这个严重“伤害感情”的现象，遗憾的是，他说的是真的。这无意间助长了民主意识的普及，网上出现许多看似“与本案无关”的吁求：我们要选票！ 林嘉祥成为2008年“网络明星”的命运已经注定。凯迪、天涯等论坛上“高楼”叠起，各大网站相关新闻跟帖动辄数千。舆情如潮，民愤汹涌，国人皆曰“衣冠禽兽”，“此贼当杀”。 民愤极大，但“林高官”罪不至死，也是可以肯定的。林嘉祥猥亵女童，令那位女童至少遭受心理重创的事实，清晰而没有疑问。而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事实依据和法律准绳摆在这里，林嘉祥具有完全责任能力，此案当属刑事案件无疑。 然而，有迹象表明，有人欲图追求此案的“大事化小”。其一，交通运输部的新闻发布，称此案件为“林嘉祥同志事件”，对特色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其二，此事并非由警方披露，警方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至今未对林嘉祥采取行动，就连身份信息也没透露（警方称“该男子不愿透露，只是称自己退休了”），对此有理由质问或假设一下，如果犯事的是普通市民，警方是否也会对其如此“礼遇”呢？其三，由海事局出面、派出所代表在场的和受害一方的私下谈判正在进行，据参与谈判场合的知情人在网上披露，林嘉祥说“一万块买断这事情”；海事局官员说“孩子的确是最大的受害人，现在是最主要是你们要注意，小孩子的曝光，不要影响生活”；派出所代表就林嘉祥“整死你们”的威胁说“可能当时他喝醉了，才说出这样嚣张的话”，孩子的父亲立刻反驳“录象里也能看到，他当时神志很清楚，走路很稳 ””，而警方则回应道“这个看不出来，但不影响定案，这个案子是行政案件了”。 专业侦查和直接上司，在网民揭发之前都没有处理此人此事之意图，这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或许，没有“林高官”权钱背景的草民，要是犯下此事早就被定为“强奸未遂”了。事实上，林嘉祥的主观故意就是强奸幼女——用暴力把女童往厕所拖，请警察、法官、纪检等专业人士说说，他究竟想干什么？如果不是强制性的性侵犯，他还能干别的什么呢？ 光天化日下，众目睽睽，看那些欲为“林坏蛋”开脱的“同志们”怎样表演。猥亵幼女，猥亵法理，猥亵国民，都要入罪---如果今天不入罪，那么，今天必记账，明天要入罪！

作者：海豹人 | 评论(2) | 标签:独裁, 极权, 力量, 浪潮, 课程人对不熟悉的社会制度总是好奇的。去年，武汉电视台制作人陈为军纪录当地一个小学班级民主选举班长的事件，拍成了一部纪录片《请投我一票》，曾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今年，德国导演丹尼斯·甘塞尔却反其道而行，改编重拍了一部源自真实事件的电影《浪潮》(Die Welle, 2008, German。英文译名为: The Wave)，探讨如何发动极权。电影的情节对应党派帮会存亡起伏的过程真可谓引人深省。赖讷·文格尔是一个高中老师，刚被维兰德先一步把《无政府》课程抢去，只好去教《独裁政治》课程。第一天上课时，学生们对课题缺乏兴趣，觉得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再重演，不少学生只是想避开维兰德的沉闷教学才转来这里。赖讷突发奇想，要让他的学生在这课程里体验极权组织的生活。第一天，赖讷不许他的学生再叫他赖讷，而必须尊称他为文格尔先生；学生在这堂课里必须身体坐直，不能再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发言时必须先起立。有学生挑战赖讷的权威，赖讷当场请他放弃这课程。。。。纪律铸造力量。第二天，文格尔先生带领学生们做步操，过程中为同学们建立假想敌，加强步操来骚扰正在楼下教课沉闷的维兰德。随后，是换位：成绩好的和成绩坏的坐在一起，互相帮忙。接着，他要求同学们以后穿制服：白衬衫和牛仔裤，这一系列的目的是：排除差异，也排除个性。。。。团结铸造力量。第三天，文格尔先生让大家投票选出了这团体的名称：「浪潮」。他要求各人尽自己的能力做出贡献。于是，有人做了网页，有人设计党徽，有人自发印传单。下午，三个同学半开玩笑地要求几个小孩加入「浪潮」才准他们一起玩。当晚，很多人参与进来，把党徽散发到满城都是。有一个学生还不顾生命危险，爬上高楼把党徽印在上面。。。。行动铸造力量。第四天，「浪潮」的党徒们通过采纳了一个见面礼手势。于是，开始有人不让不做这手势的人进校门。第五天，文格尔先生要求同学们把「浪潮」中的经验和体会写下来，竟然多是赞扬。另外，一个同学开始发现控制不住自己，把反对「浪潮」的女朋友打到鼻出血。文格尔先生也和怀孕的妻子因「浪潮」的意义吵了起来，妻子离家出走。当晚文格尔先生手机短讯通知，第二天召开集会。第六天，文格尔先生进入集会，看到坐满了礼堂的「浪潮」党徒们。。。值得一提的是：故事原来是发生在1967年美国加州的一所高中内历史老师Ron Jones的课程内(Cubberley High School, Palo Alto, California)，结局并没有本片那么激烈。后来，这一事件被改编为美国的青少年小说和电视影片，在八十年代初都曾在美国获奖。相关资料：1。关于原加州高中事件，Ron Jones某次采访时的回答(中文)： http://bbs.tiexue... http://www.ronjon... ed2k://|file|[%E6%B5%AA%E6%BD%AE]Die.Welle.German.2008.DVD.rmvb|427283285|69ABF401C09AE89D72F6DFFA95065EFE|h=EM553WTUCVPJHGVXDCNXCEAABI5VPYK5|/4。电驴下载《请投我一票》： ed2k://|file|Please_vote_for_me-Weiju_Chen,2007.avi|734060544|505CC3C0934D1C8D81333D0C467A097F|h=MB4JNF7CHIB6IZJ6RJJSSMMSBIXIVAZK|/5。电驴下载《普通法西斯》，前苏联1965年的纪录片，探讨普通青少年、教师、工人、店员、医生、工程技术人员或汽车司机为何会变成人性泯灭的纳粹党徒： ed2k://|file|UdSSR.-.Der.gewoehnliche.Faschismus.-.VCD1.MPG|768135452|AB64899D474935EF9D3C89A004E667EA|/ ed2k://|file|UdSSR.-.Der.gewoehnliche.Faschismus.-.VCD2.MPG|560890428|5C6A957F947375106AE5B7E7A63003E3|/

作者：杨银波 | 评论(3) | 标签:所见所闻叛才，在二十五史之外（外一篇：悼柏杨）作者：杨银波 今夜，我趟在千本书中深深睡去，犹如一个孤魂野鬼。在那幽深的梦里，无数人与我对话，向我倾诉，对我诘问。随手拾起的几本，都像长着血红的嘴唇，露着青白的牙齿，伸展着沙哑的喉咙，向我呈现属于历史的或非历史的痛苦与尴尬。 《新闻联播》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图书活动展，全国500多家出版社聚集在各个城市，为华夏文化盛世而庆贺。连极普通的、经过严格审查的博客作品，也可首版印数30万册，版税200余万元，在此间展出。所有“合法”的，都合法得那么有理；所有非法的，也“非法”得那么有理。无数的作者多么想说透心里的话，但也隐藏了大量的语言。到最后，你感觉他们就像带着消声器的手枪，而且连子弹也竟然是假的，根本无力去展示最深层的苦难，也无力去激励最契合民主潮流的奋斗。有胆量去更改这一切的人，恐怕必须绕过出版审查机制——至少心里要这样想——，在被明令禁止“自费印刷”的背景下，不要任何书号，不要任何出版社，就像自己打印一份文件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以珍藏、赠送、纪念的名义，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著作。 四年前，在广东的一幕至今难忘。一位音乐评论作家，拿出厚厚一叠杂志，对我说：“千万别说出去，因为这是非法出版物。我们都是地下传播。”那杂志，是一本典型的“以音乐启蒙人生”的结集，本来无所谓任何敏感，甚至谈得上非常边缘。也是在这位朋友家里，我看到另一本同样没有合法书号的杂志，打开封面，就是一连串的军事高官接见谁谁谁，但里面的文字则是极为另类——却不是论政——的文字呐喊，有大量的摇滚诗，有一些含蓄着锋芒的随笔，包括杨春光的文字，包括创办者的心血作品。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价值的民刊。中山大学曾经有过一本《民间》杂志，去年夏季号出版以后，终于遭到封杀，主编家中被搜、被抄。所谓的“文化执法大队”，如临大敌，在主编家中搜去了存货，带走了电脑硬盘，并严厉审讯主编。这位主编，曾经是《南方周末》的一流记者；而这本《民间》，居然曾转载过我的文章，并极意外地向我寄来该期杂志。 六年前，我曾经想过创办纸质民刊，在大学校园里办过，但那仅仅是“锋芒文学”的样式。直到某一日我写出《公民办刊：在强势压迫之下》，这才感觉到媒体专制问题的严重。2003年，重庆也曾经发生一起严重案件，几位年轻人将境外新闻和文章编辑成报纸，迅速成为民间畅销报纸，却被逮捕、审判、罚款、入狱。今天我们看到的民刊，已经极少有什么敏感可言了，可能顶多就是征集一些不痛不痒的纯文学或私文学，做些自我安慰的工作。至于许多妇联机构下的刊物，倒是极聪明，干脆就谈性爱，从第一页的做爱，谈到最后一页的做爱，很容易成为畅销品。当然，那不是最露骨的色情，称之为“情色”比较恰当。色情的命运，当然也远远好过持不同政见，就如小姐的命运好过政治犯，虽然都被专政着，但方式、方法却不一样。我只知道腐败官员需要花大笔的钱来养高级妓女，却未闻政府会拿钱来养自己的反对者。所以，任何一个大型网站，成人图片、女优写真是少不了的。《搜狐》的张朝阳就曾在电视上一针见血，大意是：网站拼的是什么？就看图片有多色。这句话当时是说给TOM.COM的。 信箱里经常收到匿名者发来的“月赚一万”的信件，其赚钱方式就是宣传色情电影网站。我曾做过极普通、寻常、合法的网赚，知道这种“月赚一万”并非虚言，只不过那是以真正的色情淫秽为内容。这种状况，好比美国当初的禁酒，官方越禁，非法者的利润空间就越大。大约在任何历史阶段里，切合基本欲望的被禁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财富的渠道。倘若这禁令本身不存在，那么，倒是许多人根本无力生存。台湾的李敖之所以在台湾成为过气的人物，这跟台湾本身民主化进程的关系也非常大，因为专制是要灭亡的，太多禁令取消了，你的反抗已成过去，没有市场了。政治上追求民主，在大陆常被排斥，任不寐形容自己为“出版界的边缘人”，他是了然这一切的，哪怕就是不用写“中共”、“当局”，不用写任何事件，甚至无须任何黑幕调查，就如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只能谈“过去那些事儿”一样，只要你的思想够敏锐，让政府感到恐惧，那么你也没什么台面可以占，《灾变论》就是这种专制气候下的牺牲品。 “黑名单”这三个字也如此。在一长串的黑名单之中，不需要问这些人究竟干过什么、说过什么，好比我将一切都隐藏起来，甚至换个美丽而温柔的名字，譬如“作者：寂寞烟花”、“作者：馥香”，拿一流文笔谈些缥缈悠远的话题，也可以被禁。这就是专政，或曰“专镇”——专门镇压你。可怕的是上行下效，出版社或者图书公司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的作品，在大陆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敢出版。”或者，给你一个忠告，诸如：“别把你的一点才华用错了地方。”而这后果则是，你的名字会进入他们的黑名单之中，不允许你再投稿。这后面是一张网，大家都结在这张网上，彼此通气，彼此告之，就像踮起小脚的一群街道老龄妇女：“嘿，看呐，那个人很危险，大家要盯紧他，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持觉悟。”出版之初如此，出版之后更是如此，那也是一张网，这一点郭飞雄是知道的，他曾对我说，那张网许多出版人都要搭建上去，可以渗透到地方甚至小地方，可以有销售任务。譬如邮局系统，譬如新华书店系统，如果这样的系统进不去，那就等于被高度边缘化了。是的，出版界向来也是高度集权的。 你说，你不想被审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好，现在有一大堆的自费印书公司，没有书号，干脆给你一个电子书号，你交点成本费，或者遇到好一点的公司，大家“合作出版”，那么你就凭你的影响力、交际网，在地下、在网上销售。有一位山西青年作家，跟我同岁，叫贾晋蜀，他就是这么干的，但在昆明被打。虽然他自费印刷的个人作品，并不是异议之作，但他在昆明摆地摊卖书还是被昆明市五华区的城管人员拉到山上暴打一顿。原先只知道一般意义的“文化打手”是何种人，这次不同，原来“文化打手”真的可以用拳头、用警棍来警告你，这告诉所有自命“文化人”的知识分子，应该懂一点武术才行。你的书当然也可以在网上卖，可是网上也有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一大批的网上书店，你要进去，还是要面临审查：有没有书号？有没有出版社？有没有违规文章信息？尤其是后者，高度发达的网上预警程序，随时都可以封掉你。你说，干脆自己来干。那么，你就到论坛贴《告示》吧，就在电子杂志里做宣传吧，就在邮件里发邀请吧。但是，某一天，你不认识他们而他们却认识你的一批人，就会冲进你家：“把书统统交出来！没收非法所得！根据出版条例，接受罚款！”甚至会问你，“愿意交钱，还是愿意拘留？” 到最后，你甚至只能学习高耀洁。高耀洁是多么崇高的一个人啊，这么多年深度介入艾滋病防范、调查、普法、维权，她没有要一分钱，都是朋友捐助出版的，而后她自己到邮局一本一本地寄书。有一位高中生，把钱寄给高耀洁，说要“买书”，结果高耀洁把钱退回去了，同时也把书寄过去了。可是，就是这么高尚的行动，她的正规出版的书同样面临官方压力，河南地方政府更是视之为“不稳定因素”。最无私、最公益的事业尚且如此，那你干脆一切免费地做，全部由自己来干。你说，你有几百万字，好，干脆别出版书籍了，不花一分钱，你一切都可以干好。于是，你干脆自己校改、编辑一切文字，在网上随便找个编辑电子书的软件，做成RAR可以，做成EXE可以，做成PDF也可以。然后，上载到海外网站，上载到电子书网站，心里冒出一句话：“国家，看你怎么封杀我？”你就当你自己在做一件“捐助”性质的事情，连版权也不要了，甚至那几百万字写成“作者：无名氏”也可以。当然，你可以更煞有介事地设计封面、封底、内辙、外辙、目录、序、跋、后记，甚至花一点点本钱，编辑得跟《北京之春》的每期“图片文章”一样，看上去那就是一本书。 如果你还是感觉到压力，譬如网上封杀，接二连三的警告、破坏、威胁，那么你干脆绝望地呐喊：“中国的图书盗版商，你们在哪里？”你可以绝望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在封面写上硕大的八个字：盗版本书，功德无量。”这跟盘古乐队发行CD专辑《不同的声音》是一个道理。有时我常会想，如果中国不存在盗版，那么太多中国人根本无力消费，太多禁止书籍根本无力传阅，《窃听风暴》、《战火屠城》、《西藏七年》这样的电影也根本无力传播。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能够传播就是胜利，管它有没有收入，就算钱都被盗版商赚了去，只要真实的声音在呼喊，能被人听到，那么就是众人之乐。别告诉我什么是中国法律，你去问台湾李敖，你去问香港倪匡：“你介意大陆盗版你的书吗？”他们会回答你：“看来你不懂什么叫言论自由。”我告诉大家，凭勤奋写作之稿酬，我就可以养活自己及家庭，甚至还可以拿出一点钱来扶助弱势，投入公益。我可以不需要版税，一分钱都可以不要（或者像金庸那样，拿象征性的一元钱），靠出书赚钱根本不是我这样的人之目的，我之目的，说得极清楚，那就是：突破封杀，突破禁锢。要罚款就罚吧，要拘留就拘吧，要判刑就判吧，但是有一点：中国的罗汉是杀不完的！ 这种痛楚，大家听得明白吗？听得进去吗？被压制的作家、学者，在中国及海外多了去啦，可是他们的声音真的让人感觉那么危险吗？有那么邪乎吗？朋友，你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恐惧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而后你自己又禁锢你自己，自己就给自己判了死刑。要说“思想解放”，首先要解放的不是“人民的思想”，而是“我的思想”。凭借当代高度发达的网络技术与空间领域，我告诉大家，一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数万人接触到个人真实而密集的声音。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人本身就是媒体，本身就是思想，我才不认为中央电视台无人取代，单以纯粹娱乐的湖南卫视为例，就可以在收视率上远远超越它。最顶尖级的出版社，说不定还亚于不知名的网络出版媒体。不管你背后是什么系统，这个系统有多么庞大，“思想决定影响力”，一个足够强大的公民，都可以超越这些官方安排的垄断体系。在中国，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个人的个人博客就超过一亿的点击率，一个是徐静蕾，一个是韩寒，这种传播，是一般传统媒体可以达到的吗？ 有人问我：“你主张什么？”我回答说：“公民主义。”其解释就是，足够强大的公民个体的首先建立，远远高于国家之强大、民族之兴盛。强大的公民个体，对威权体制构成最有力的消解与反抗，这就是对“国家强大了，我在哪里”、“政府强大了，我有什么”的解决。让政府“小”，就必须首先让公民“大”，中国传统式的“大国寡民”必须改变为中国现代式的“小国大民”，这就是公民主义。我已经解释了不止一百遍：“没错，我是叛逆，但我是专制主义的叛逆。”韩寒说，了不起的中国作家，应该是写好作品以后，马上逃到美国去。我不用逃，我偏要在中国写作，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从我的血液里流出来，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我不懂隐语，憎恨“擦边球”，愤慨那种“看透了琢磨透了但不能说透了”（崔健语）的表达。这里的人民，这里的土地，就像粘着我的身体与灵魂一样，紧紧地粘着，紧紧地贴着，那是一把刀子深深地插在里面的感觉，是血与肉的关系，是火与焰的关系。 我相信，一百年以后，有人会翻开这黑暗的一页，看到一群“太较劲儿”的中国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天呐，我都25岁了，人生过去了三分之一，就算是熬，也该熬到“爱谁谁”的地步了。有什么不可说的？有什么不可干的？有什么豁不出去的？我就不信全世界都容不下这样的人，我就不信全中国有血性的人都死光了，我就不信所有的封杀都可奏效，都可传承。电视剧《刀锋1937》里说：“你开不了这一枪，你就成不了人！”这一枪，我现在开了，我要做人，做一个可以挺起腰板，昂首阔步，笑傲江湖，站在阳光下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的中国人，既作为毕生梦想，也作为新一代大陆人的形象，就在中国坚强地活着。这活着，本身就是奇迹，就是标竿，就是景象，无须去表达过分的狂傲，只须去坚持到底，坚持即是胜利。几千年了，二十五史之外的叛才也应该有那么一批了，也应该跳出来一批了，我就在此批里面，大胆地活着，大声地笑着，大无畏地猛烈着、欢乐着、爱着、恨着…… 只为苍生说人话——悼柏杨作者：杨银波 中国文化运动——或曰中国文化思潮——的历程，伴随了整个政治制度的变迁，从古至今，一概如此。西学东渐以后，沉睡麻木的中国被猛然惊醒，产生了以国家强盛、民族自强为主流的文化激辩，且激辩延续至今，波延更广、更深、更众。从民主革命与保皇宪政的激辩，到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激辩，其间经历了混战、抗战、内战，随后在大陆遭遇了反右、文革、民主墙、89民运，在台湾遭遇了军政驯化、白色恐怖。两岸同文同种却不同行，一边由极权制度转变为威权制度，一边由威权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一边是大一统禁锢全民的沉闷铁屋，一边是充满活力的民主灯塔、自由之船。一批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此间活跃，但其命运却截然不同。大陆的文字狱至今未绝，《刑法》之“颠覆罪”的法令束缚、恐吓、震慑着敢言、敢行的人们。多少前辈在这当中受难，多少义士在这当中家破人亡，多少个大陆版的殷海光、雷震、李敖、柏杨、龙应台、汪荣祖一一流亡或入狱，多少个大陆版的倪匡、孙隆基一一受控、沉默，多少个当代孙文、当代梁启超没有了平台……。这许多故事，简直是一言难尽！ “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的柏杨先生之与世长辞，让我激烈感慨如上。那“大陆版”的三个字，也被中国媒体用以形容不一样的港台人物，标明为“大陆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柏杨就是其中极其出色的一位。香港的倪匡曾经以大陆敢言作家张贤亮受迫害为例，极其恐惧于暴政的利爪。这透露出一点，那些把眼界上升到整个华人世界的人，对于今日中国的透析，是有分寸的、有了解的。我知道柏杨也曾经是“中国人权”组织顾问，他的许多社会活动尚待人们去认识。可以说，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其专注所在，绝非文字、演讲而已，即使没有政治抱负者，其本身的行为也带有政治性。许多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家、学者，都可以用政治的眼光来视察，可以发现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同于谋士、谏士，而是整个时代之形象。柏杨的形象，就是愤世嫉俗与悲天悯人的结合体，在苦难里浸泡出阴冷、犀利、深刻、诚挚，这跟杨春光的形象颇为契合，就是你把你的目光穿透到他的目光中，那里面装满了苦水、憎恨以及深切的爱，是真正“爱得越深所以恨得越深，恨得越深所以爱得越深”的目光。 面对无处不在的恐怖与灾难，先行“起来”的人们，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有人直接参政，凭借真正的权力来施展才华，履行政令，变理想为现实，变期许为实践；有人推动建设，在分工不同的情形下，主攻自己的兴趣，能救一人便救一人，能解决一事便解决一事，好比苦行僧，好比人权律师，好比ｎｇｏ；有人极力批判专制丑恶，针对当局之严重弊症，一一揭露，一一指正；有人极力批判民众生态，痛恨其劣根，恨铁不成钢，一一暴露问题；有人在历史长河里游走，脚踏历史的泥沼，追根溯源今日此局的由来；有人规划蓝图，凭借丰富的经验掌握，重新开辟新的道路，寻求新的建设，找寻新的家园……。这样的人，不将自己限定于一时一地，不将自己框定为固定角色，即使在面积不大的台湾，却能有柏杨这样的人物，在华人界引起轰动。倒是在大陆，太多智士名流，要么合谋于当道，要么不见容于当道，要么选择沉默，要么选择铤而走险。人格纵使再伟大，胸襟纵使再宽阔，要在中国大陆找出柏杨这样的人物，确实是困难得很。60年、70年代、80年代的李敖和柏杨毕竟还能在台湾冲击报禁，宣扬民主自由，而在理想主义流行一时的8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则几乎是等到互联网时代来临时，这样的人物才被人们觉察到了几许。 柏杨一代，是在地狱里已经死去过，又再次回到人间的一代。战乱、专制、牢狱，爱恨情仇，大痛大悲，老式的知识分子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批判力。当柏杨病重住院，马英九知道自己要去看望，他去了；陈水扁知道自己要去看望，他也去了。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不管柏杨曾经批判过谁，但在今天，所有往事中的黑暗，所有痛苦中的窒息，都必须结束。历史的负担放之于具体的某个人，这感觉实在是太沉、太重了，就如一个新的行政长官必须处理上一届留下来的烂摊子，百废待兴，那滋味乃是如此不堪言语。从印刷时代到网络时代，一个人，平生产量2,000万字，而且多种著作畅销不断，构成文化事件，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那么这种人物就是历史功臣。你可以在李敖的“资料机”一般的内容和广告语一般的渲染中，收获激情、洒脱、不羁、油滑、自负、玩世不恭；你可以在柏杨的毒辣文笔、阴冷情绪、沧桑风格的汪洋大海里看到恨中的爱、爱中的恨；你可以在龙应台那第一流的文字里，感觉到生活的真实，由小到大，由具体到抽象，由狭隘到辽阔，养习你的现代文明气度。这都是你的选择。这些人都在老去，但他们的文字和声音以及被勾勒出来的传奇，却是你一生的参照。 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一群民主斗士之作，流落于大陆街头地摊。那是被视为危险的思想，却率先影响了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在这批受影响的人之中，有刘晓波，有余樟法，有郑贻春，有杨春光。当然，还影响了至今仍在体制内的一批文人及官员，包括陈忠实、陈建功，《新民周刊》、《南方周末》里的一些记者和编辑。而我们这一代，居然在即将成年时还看不到刘晓波的著作，只能带着耳机收听着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躲在被窝里看余杰的《火与冰》、摩罗的《耻辱者手记》、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终于有一天，在地摊的盗版书里，看到了李敖、柏杨、龙应台，第一次了解何为“政治犯”，第一次了解何为“白色恐怖”。当时年仅16岁的心情，犹如去观阅法西斯的残暴、英雄的反抗以及无边无尽的压抑。所有的同龄人都在教条主义的教育里前行着，在题海、训诫、玩乐、不知所谓的生活里消遣着自己、折磨着自己。我是孤独的一人，因为思想在发芽，反抗在生根。却未曾想，许多年以后，我的身上也将流淌书中人物的气息，而且面对的是更严密、更系统、更专业的窒息体制，以及更惨烈、更扭曲、更悲苦的中国底层。到这时才明白，原来所有的杂文、所有的短篇小说，不过是真实社会万分之一的投影。国家真大，社会真杂，英雄真难当！ 传讯的传讯，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死亡的死亡，就在身边，就在眼前，而且这命运仿佛竟要到自己身上。我突然明白前人的道路乃是如此曲折而漫长、艰苦而持续，突然明白为什么柏杨临死时还在想着他们那一代独有概念的“国家和社会”，突然明白年轻一代的大陆人将在今天遭遇着怎样的考验。拿起图书馆里的柏杨书籍，在那旧旧的封面、粗糙的文字中，原来竟含着这么多的寄望、这么重的交代、这么大的嘱托。那是在我的一生之内也看不到的愿景。整个民族的丑陋，文化酱缸里的窒息，个体被严重扭曲后的麻木、冷漠、盲目，权力专制起来的普遍灾难，民众内心分裂、精明的无奈……，能有质的飞跃吗？一代又一代人，在不同的时期遭遇着黑暗的袭击、悲惨的命运、耻辱的构陷、精心的欺骗，只有当你自己的人生够波折、够眼界，你才能与柏杨的心走得够近。他的文字实在是冷极了，散发着阴朝地府般的警告和宣判，让你看到自己的灵魂是多么丑陋，多么可怕，多么荒唐。他无意讨好任何一个人，流出的文字也如黑血那样，让你感受到恐怖。他所倡导的人权，是具体的，在诸多短篇小说里，你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最终走向悲剧，制度性的、人格性的双重灾难挤压着每一个人，尤其是挤压着生存在社会底层与边缘的人，令他们越来越底层，越来越边缘。 《丑陋的中国人》，以及重新写作的《柏杨版资治通鉴》，让你知道这历史中更具体的“人吃人”是怎么一回事。可以将柏杨归之为“黑色文学”的一类，尽管他的语言在我这样的年轻人看来仍然不够直接、不够锋利，仍然隐语无数，但是他起码做到了“写尽苍生”，是将大千世象都描于笔下的努力。他当然不是李敖，不会去投机取巧、献媚威权，不会将坐牢当作政治资本来炫耀，他想说的是：我，柏杨，是受过苦的，但是有千千万万的人都比我苦，都比我惨。因此，我的奋力，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人的恩怨都能了结，不再重复。他的人生，全是十年又十年、十年再十年的安排，世间之人，能够这么果断地持续努力的人，实在少见。他的妻子说，柏杨这么干，一是要写才有收入，二是确实有话要说。这颇似我自己。我就是一个纯以稿酬维生的人，连出版作品也干脆标明“版税可以一分钱都不要”。我的写作与许多人的写作大大不同，于我而言，这是活着的手段，也是活着的证据，更是活着的理想。我相信，再给我30年时间，我同样可以发表2,000万字，且那时的自己才55岁而已。这就是“大陆型知识分子”，一个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的中国人，却要去做很少有人会去做的事情，且终其一生。 李敖、柏杨、龙应台的一生，其始、中、终的阶段，我都一直注视着。他们让我看到在威权统治时期的不同奋斗，也让我看到威权统治结束以后的各自立场。有人选择了沉默，有人选择了投机，有人选择了高瞻远瞩。当蒋经国宣布解除党禁、报禁的那一刻，他们三个都在想什么？有人失落了，有人放心了，有人凝重了。当那个专制的时代被消灭，一切都是全新的背景，你是否再也没有了对手？你的拳头是否会空？你的支撑点在哪里？难道没有敌人你就不能生存吗？有人松懈，有人困惑，有人开始了另一种旅程。选择，又是“选择”！当那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都一一老去，他们似乎都活在昨天，活在梦里面。可是，他们终究还是会醒来，看到年轻的一代、更年轻的一代，踩着他们的肩膀继续往前走，运用新的技术，运用新的理念，运用新的空间，在新的时代背景里苦苦奋斗着。他们是感到害怕、失落、惶恐，还是持以兴奋、欣慰、鼓励的心？有一天，我也会老去，我的所有朋友都将老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我们来做这个先锋，但是今天的先锋可能就是明天的掉队者，甚至成为阻碍。届时，我不必说：我已老去。那实在是没出息、没骨气的话。而应该说：我仍会发光、发热、发亮，仍会一直奋斗下去，为外在的天地，为内在的心灵，我要活下去，我要拼下去！ 89岁的柏杨，是与我相隔整整六个年代（64岁之差）的人，我与他的重孙子一代可能才是一辈人。这样的差距，心却走得非常近，大约是彼此之间的某些处境极为相似，且其历程也伴随着可以交叉的锋芒。他与李敖所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使系统化起来，其实也不能替代整个东方文明，但这并把妨碍柏杨本身的启蒙者形象。有网民在网上评论道：“柏杨的启蒙者形象近乎完美。”因为，虽然他的文字辣而激，却渗透着热与爱，有极强的正气和思辨追求。他的启蒙，让我们看到了遭受扭曲的传统文化附加于专制权力之后，所形成的令人痛苦忧心的民众生态和官方恶政。要回归到真正的东方文化，进入现代化的民主政治，从新的制度和真的文化里，寻求信仰、尊严、自由、权利，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应有的努力。我悼念柏杨，就个人而言，是要感谢他在我人生早年所传递的正直、勇敢、警醒，这位前辈是我少年时期的“神交”者之一。今生今世，我将永远见不到这位前辈，听不到他对我说的任何一句话，只能在他2,000万字的著作中找寻更多的国民病症。马英九，你也有柏杨的重托啊，在这个镜子一般的老人面前，你将看到真实的自己，看到真实的人，看到形形色色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复杂和艰巨。 我想了又想，总想在最后对柏杨说句更发自肺腑的话，但那话却是柏杨自己说的：“不为君王唱赞歌，而只为苍生说人话！”柏杨千古！郭衣洞千古！是为悼。

作者：汪永晨 | 评论(1) | 标签:所见所闻2008江河十年行之二——住在映秀木板房文图/汪永晨 昨天离开陈明家后，我们的车就向映秀开去。5•12四川大地震后第一次来这里的记者，一个个眼睛都直直地看着车窗外的大江和大山，不能相信，大山会成了这幅模样。 当我们站在映秀山上时，眼前的映秀城除了还有几栋依里歪斜的楼房外，基本就是一片瓦砾和废土。 在已经下山的太阳的余辉中，我们找到了映秀小学的废址，在找到学校废址的那一刻，我也看到了五个月来，天天都还飘在那片土地上的国旗，还有映秀城边那叫做渔子溪的滔滔的河水。 这是我第四次到四川地震灾区，却是第一次住在受灾群众的家里。可以说，我们是被老乡们抢到他们的家里的，我们到映秀时，天已经黑了。刚一下车，从车里往外拿行李、拿睡袋的我们，就被住在这里的木板房里的老乡们热情地邀请着：到我家住吧，到我家吃吧。 很快，我们20多个人就被安置在了一间间受灾后，当地老乡走进新生活的家里。 等着吃饭时，这家转转，那家看看，我感觉，这里的人像是住在一个大家庭里似的。村支书张永福告诉我们，住在木板房子里的人并不是映秀城里的人，而是住在山上的农民。地震前，他们生活的目标是发展农家乐。因为这里的大山，是成都人过周末、度假期的地方。这两年农家乐的收入，差不多让家家都盖上了十几万元的新房。5•12四川大地震让这些新房瞬间被埋在了大山下。幸免于难的人搬到了这里，村名是渔子溪。 不知为什么，当我在两排木板房间东走走、西看看时，好像并没有感觉这些人是刚刚经受了大难的人。一个失去儿子的年轻妇女，把自己儿子的照片拿给我们看时，很平静地说着，是多好的一个儿子，才10岁。 这位在人生的旅途中仅仅走了十年的男孩，生前上学是早上上学奶奶送，下午放学爷爷接。5月12日，爷爷正要出家门去接孙子，没想到却再也接不到了。望着眼前映秀的废墟，听着老人讲着自己孙子生前就胆小，每天一定要有人接他、送他时，我不敢想，失去了这样一个已经10岁的孙子的老人，这几个月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在木板房排列开的街上走时，一股火锅的香味把我带到了一户人家。果然是一个装满了红油的大锅，在腾腾地冒着热气。几位年轻人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吃着、喝着。姑娘告诉我们，这几个小伙子是广东的特警，在这里帮助他们已经三个月了，明天就要换地方。她和家人决定请他们吃一顿四川火锅。 我们也被热情地留在了火锅前，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里哪是什么灾区，简直就是共产主义大家庭。放有我全部家档，包括电脑、相机的包所放的屋子没有锁，也没有人，不是我大意，而是我住的那家人告诉我：我们这里不锁门。 晚上我们采访村书记时知道，地震后温家宝、李长春等国家领导人都来过这里。现在村里人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国家给的钱也只是给到8月份。听说还会再给2个月，每月200元。不过粮食没有了。我问书记，那老百姓现在靠什么生活呢？书记说，哪家也都会有点积蓄。“能有多少呢？”我问。他说应该有个万儿八千的吧。 在木板房住的这一夜我睡得很好，同行的却有几个人说，听说这附近就有一个“万人坑”，听书记说这里以后要成为地震公墓，他们没有睡好。对了，书记在和我们描绘未来时，他说已经定了，汶川地震博物馆要修在他们这儿，加上公墓也在这里，今后国内外来旅游的人能少得了吗？他反问我们。 刚刚从北川采访回来的史江涛说，映秀渔子溪村确实要比北川那边好很多，物资也丰富得多。让史江涛感慨的是，北川所属绵阳的领导去了那里两次，一次下车看了看就又上车了，另一次，连车也没下。 我们住的那天早上起来，木板房的房前屋后都有人手拿着钩子、扫帚在捡着、扫着地上的垃圾。在我看来，已经很干净了，他们还在那找着、扫着。我被告知这也是工作，是有少许报酬的。 一个昨天晚上一定要拉我们到她家住的老妈妈忙着在做豆腐。她现在每天做一大块豆腐拿到街上卖，能卖60块钱。我们看着她把豆腐背上肩去卖时，还听到她在很遗憾地说，我多想今天早上给你们喝喝我做的豆浆，可你们在别个家吃早饭，我做的豆浆都说好吃，没给你们吃上。 老人背着豆腐，蹬蹬地走了。这就是今天她的生活，也是她的希望。 这个村有15%的羌族。朱建荣是昨天晚上用了差不多也就一个小时就给我们20多人做了晚饭的羌族妇女。早上做完早饭，她找出一个铁钩子告诉我们，她家埋在倒塌的房子里的摩托车、大衣柜、电冰箱，都是背在背上，靠这个铁钩子滑过江的。 我们问她你会唱羌族歌吗？她说会。她带着我们到了她家的菜地，那里就成了她的舞台。她唱了羌族姑娘出嫁时大哥、二哥、三哥都给了什么陪嫁，唱了牡丹之歌，把美丽留给大家后告诉我们，因为她喜欢唱歌，丈夫不单给她买了一套音响，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让她唱歌，地震后她最先冲进那间屋子看看音响有没有被砸到。所幸没有，她说当时自己太高兴了。 昨天晚上请广州特警吃火锅的姑娘在她家的房前梳头时，我过去问她：“是羌族吗？”她说是。我又问：“会唱歌吗？”她亮开嗓子就唱了起来。她唱歌，除了歌声的甜美，还有脸上那淡淡的微笑，让我们听的、看的都沉浸在她的歌声中。 昨天晚上，当我们夸她长得好看后，同行的男士们就一个个过去看了，今天我们是听着她的歌声上的车。车开出去好久了，她的歌声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昨天晚上，为了欢送广东来支援他们的特警，村里人在渔子溪边放了礼花。礼花把天都映红了。也就在那一刻，足以让人感觉到的余震我们也感受到了。这里的人说，这样的余震他们已经习惯了。 我问他们以后怎么办呢？一个年轻人很冲动地说，恼火的就是连个盖房子的地方也没有了，不然用不了几年，我们又能过上好生活。原来住的大山不能回去了，这里要建公墓，要我们的家确定了能盖在哪儿，我们就自己盖了。我们知道，生活还得靠我们自己。 我们在渔子溪村的木板房里就住了一夜，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定会记一辈子。经历了这么大灾难的人有着这样强烈的自救意识，不能不让人敬佩。而在敬佩的同时，我也在想，5•12四川大地震后全世界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而今天四川受灾群众，他们的生活，有多少人还在关心着？还有那些救灾物资又有多少真正发挥了帮助这些人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的作用？ 再上路，我们看到了此次地震中最惊心动魄的大山和大江。

作者：海豹人 | 评论(2) | 标签:独裁, 极权, 力量, 浪潮, 课程人对不熟悉的社会制度总是好奇的。去年，武汉电视台制作人陈为军纪录当地一个小学班级民主选举班长的事件，拍成了一部纪录片《请投我一票》，曾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今年，德国导演丹尼斯·甘塞尔却反其道而行，改编重拍了一部源自真实事件的电影《浪潮》(Die Welle, 2008, German。英文译名为: The Wave)，探讨如何发动极权。电影的情节对应党派帮会存亡起伏的过程真可谓引人深省。赖讷·文格尔是一个高中老师，刚被维兰德先一步把《无政府》课程抢去，只好去教《独裁政治》课程。第一天上课时，学生们对课题缺乏兴趣，觉得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再重演，不少学生只是想避开维兰德的沉闷教学才转来这里。赖讷突发奇想，要让他的学生在这课程里体验极权组织的生活。第一天，赖讷不许他的学生再叫他赖讷，而必须尊称他为文格尔先生；学生在这堂课里必须身体坐直，不能再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发言时必须先起立。有学生挑战赖讷的权威，赖讷当场请他放弃这课程。。。。纪律铸造力量。第二天，文格尔先生带领学生们做步操，过程中为同学们建立假想敌，加强步操来骚扰正在楼下教课沉闷的维兰德。随后，是换位：成绩好的和成绩坏的坐在一起，互相帮忙。接着，他要求同学们以后穿制服：白衬衫和牛仔裤，这一系列的目的是：排除差异，也排除个性。。。。团结铸造力量。第三天，文格尔先生让大家投票选出了这团体的名称：「浪潮」。他要求各人尽自己的能力做出贡献。于是，有人做了网页，有人设计党徽，有人自发印传单。下午，三个同学半开玩笑地要求几个小孩加入「浪潮」才准他们一起玩。当晚，很多人参与进来，把党徽散发到满城都是。有一个学生还不顾生命危险，爬上高楼把党徽印在上面。。。。行动铸造力量。第四天，「浪潮」的党徒们通过采纳了一个见面礼手势。于是，开始有人不让不做这手势的人进校门。第五天，文格尔先生要求同学们把「浪潮」中的经验和体会写下来，竟然多是赞扬。另外，一个同学开始发现控制不住自己，把反对「浪潮」的女朋友打到鼻出血。文格尔先生也和怀孕的妻子因「浪潮」的意义吵了起来，妻子离家出走。当晚文格尔先生手机短讯通知，第二天召开集会。第六天，文格尔先生进入集会，看到坐满了礼堂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