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市长许宗衡11月26日表示，今年深圳的工厂倒闭已经导致5万人失业，企业“可能面临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更加严峻的挑战”。深圳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中心许宗衡表示，今年深圳特区停产或关闭的企业总数达682家。自1992年以来，深圳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城市。此前，存在一些有关中国南部广东省工厂倒闭和劳工骚乱的坊间证据，但很少有政府高级官员就工厂倒闭和因此造成的失业情况进行估测。广东省出口总额占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许宗衡在深圳向记者表示：“在5万多名（失去工作的）员工中，……有一部分是外地来深建设者。有些可以分流到其他企业，有些可以重新走出去、独立创业，也有一些回到自己的原籍地进一步寻求发展。”上周，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稳定就业局势”是政府的头等大事。本周二，世界银行(World Bank)将对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7.5%，而许多政府官员认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少要达到8%，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市生活和工作的人口达860万，其中属于“固定居民”的不到25%。固定居民能优先享受到医疗与教育福利。总部位于香港的劳动者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援引来自深圳市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数据，指出深圳市可能还存在600万未登记的民工。这种失衡局面在整个广东省制造业中心地带的城镇都十分普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遏制了中国关键出口市场的消费者需求，这种失衡加剧了人们对于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的忧虑。本周二，在邻近深圳的东莞市，数百名工人在一家玩具厂外进行抗议。据官方媒体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称，由于在解雇补偿费问题上出现争议，工人们袭击了工厂办公室，并掀翻警车。本月早些时候，东莞市党委书记刘志庚表示，今年前三季度，东莞关停企业627家，而2007年全年关停了908家。他抱怨道：“一些媒体……对于东莞企业倒闭的数量，一贯以来都是夸大。”许宗衡同时指出，“即便没有金融危机，每年也会有一部分企业会被淘汰”。他没有提供去年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的比较数据，但保证将帮助工人和出口企业渡过当前这场危机。“从地方政府来讲，我们将履行自己的责任，第一，必须保障工人的合法收入。第二，如果企业拖欠他的工资，必须依法帮他追讨。在依法追缴有难度的情况下，我们经过合适，运用欠薪保障基金给予适当保障。……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我们真诚感谢农民工给我们城市做出的贡献。”许宗衡还表示，他平均每周主持召开一次经济形势分析会议，过去这通常是由副市长主持的，其目的就是简化程序，为在深圳运营的公司降低税赋、减少行政费用。译者/何黎

敌人的朋友未必是敌人。但是，中国似乎认为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欧盟(European Union)轮值主席、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计划于12月6日在波兰会晤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作为报复，中国政府退出了几天后就要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峰会。此举既不明智，也欠周密。近期经济形势显示，中国与世界其它地方密切相连。昨日中国大幅减息，正是这种相互依赖的直接结果。在当前形势下，中国政府必须付出更大努力，建立和维持与盟友的关系。萨科齐完全有权不理会北京有关不要会晤达赖喇嘛的呼吁。萨科齐即将参与的这场会晤，是为波兰前总统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而举办的，瓦文萨与达赖喇嘛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显然不是萨科齐刻意支持藏人争取更大自治权。中国方面在这位西藏领袖与什么人会面问题上的敏感，让人难以理解。达赖喇嘛主张和平的“中间路线”，呼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内保护西藏特有的文化、语言和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达赖喇嘛的温和态度，以及不愿考虑更为极端的手段，才造成了他在藏人中的政治弱势。达赖喇嘛不主张暴力。现在，中国不应该自断后路。北京需要努力与欧盟这样的主要战略伙伴构建稳定的联盟。中国在峰会举行4天前宣布退出，无助于减少人们对这个全球第二大出口国人权记录的关注。这有可能加剧保护主义。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就在本月，布鲁塞尔提高了柑橘关税，还对中国蜡烛和某些工业品实施了新的反倾销措施。近来，中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这是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依存关系的进一步证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预期，中国经济明年增幅只能达到7.5%，这是20年来最缓慢的。中国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和昨日108个基点的大幅减息，都是其依赖虚弱的世界经济的结果。中国在西藏事务上的问题并不在于达赖喇嘛。更大的威胁是，在西藏要求采取行动、抵抗中国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与达赖喇嘛成功地进行谈判，是确保这一僵局得到和平解决的唯一途径。中国应当理解这一点。译者/和风

作为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的资深合伙人，温伯格付出了十年的努力，来恢复公司的声望。在1929年的股灾中，高盛因以一个臭名昭著的金字塔骗局(pyramid scheme)误导投资者而蒙羞。沃伦对此事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温伯格出身于一个移民家庭，开始时在高盛干的是门房助理，负责倒痰盂、给合伙人擦礼帽等杂役。但他一走进温伯格镶嵌着胡桃木的办公室，的确就明白自己面前是一位大人物。墙上挂着一些信函文件的手稿，以及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画像。而温伯格在谈话结束时所做的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我走出去的时候，他搂着我，问道‘沃伦，你看好哪只股票？'”“后来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根本想不起这件事了，但我永远都记得。”巴菲特永远不会忘记，华尔街大人物温伯格曾给他如此的关注，并且似乎很在意他的看法。从高盛出来，霍华德带沃伦去了百老汇街(Broad Street)，穿过一组巨大的科林斯式石柱，进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这个金钱的殿堂中，交易员们身着艳丽的夹克，站在铸铁的交易席位旁边，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潦草地写着什么；而那些办事员则来来回回地飞奔……地上撒满了纸屑。不过，激发沃伦想象力的一幕，出现在纽约证交所的餐厅中。“我们在证交所与一位阿特•摩尔(At Mol)先生共进午餐，他是一个荷兰人，纽约证交所会员，相貌不俗。餐后，一个家伙端着个托盘过来，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烟叶。摩尔先生选了自己中意的烟叶，那个家伙为他卷制了一只雪茄。而我当时想，这就是生意。没人能做得更好了。一只定制的雪茄。”一只定制的雪茄。那颗雪茄在沃伦的数学头脑中激发的想象力！他对于吸雪茄毫无兴趣。但倒推回去，他明白了为这么个微不足道的目的专门雇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如果这笔钱花得合理，这就说明：即使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大萧条之中的时候，雪茄推销员的老板仍在大把赚钱。沃伦立刻领悟到了这一点。纽约证券交易所肯定在不断地产生资金流：河流般、泉水般、瀑布般乃至激流般的资金流，这些钱足以负担得起专门雇人卷制雪茄。就在他遇见卷雪茄推销员的那一天，一种对于未来的梦想就牢牢地印在了心中。当他回到奥马哈的时候，带回了那个梦想，那时他已足够成熟，可以筹划自己的追求，以更为系统化的方式追寻自己的梦想。尽管他也从事普通男孩子的那些消遣活动，比如打篮球、打乒乓球以及收集硬币和邮票，但他带着一种对于未来的激情去工作，他看得到那种未来，就在自己的眼前。他渴望金钱。“（有钱）会让我独立。然后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工作。我不希望别人向我发号施令。对于我来说，做我自己每天想做的事，这一点十分重要。”（连载之三）节选自《雪球：沃伦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The Snowball: Warren Buffett and the Business of Life”)，作者艾丽丝•施罗德(Alice Schroeder)，Bloomsbury于2008年9月29日出版，售价25英镑译者/贺斌

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担任奥巴马新执政团队的国务卿，对奥巴马来说，这个任命稍稍有点讽刺意味，因为在大选中，奥巴马一直批评麦凯恩当选等于是布什第三次任期，但在奥巴马组阁的过程中，依赖很多克林顿团队的要员，如今连克林顿的太太都被提上第一线，俨然是没有克林顿的第三届克林顿政府。在大选中，希拉里的支持者和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都希望出现所谓的梦幻团队，那就是挑选希拉里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奥巴马“不信邪”，不顾希拉里支持者的愿望，没有挑选希拉里做副总统搭档，反而挑选了老将拜登，搞得拜登也不好意思地承认，其实希拉里做副总统绰绰有余。不过，事实证明，奥巴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奥巴马挑选了希拉里，麦凯恩就不可能再以争取希拉里支持者转向和女性选票为理由，找青涩的阿拉斯加女州长佩林作搭档，那样的话，选举可能就出现变量。那么，为何要在取得总统大位之后，再度挑选希拉里担任国务卿，这是否是“梦幻执政组合”？显然不是，奥巴马任命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是形势的逼迫，同时也是精明的政治算盘，再度显示奥巴马虽然是联邦政坛的新手，但他不仅会耍嘴皮子，还会用人，而且是用到点子上。从白宫和内阁运作来看，有两个明显的好处，第一，奥巴马吸取布什政府两任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都与副总统和内阁亲信，有极大矛盾的教训，在大量重新起用克林顿人马的时候，干脆任命他们原来的老板娘希拉里担任国务卿，这样，外交运作就会顺畅很多，而且由于国际社会对奥巴马是否会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的疑虑，而克林顿夫妇作为坚定的自由贸易鼓吹者，有助于消除这种疑虑。其次，奥巴马也为了预防布什时期副总统办公室利用总统青涩而专权的教训，利用希拉里来牵制副总统拜登的可能专权，尤其是在他擅长的外交领域，因为拜登在外交上极富野心，也有经验，与其被拜登在外交上架空，不如用希拉里，让拜登寂寞无声，而希拉里再强悍，毕竟是总统指定的人选，总统有权将其解职。我们姑且不论奥巴马任用希拉里是否是当初选举时的政治暗盘交易。但是，除了上述两个明显的好处之外，奥巴马任用希拉里，还有多层政治上的明显好处。首先，奥巴马在美国面临严峻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进入白宫，作为第一任黑人总统，他需要营造全民总统的形象，为此,他甚至与对手麦凯恩会面，希望在移民政策，国防等议题上与其合作，因此就没有任何理由，以及“瑜亮情意结”来考虑与党内初选时的对手希拉里合作，从根本上解决二人初选内战造成的伤痕。这样做，不但能真正争取希拉里支持者的谅解，也确立奥巴马的大度形象。其次，针对克林顿、布什时期都大胆使用女性担任国务卿，作为改革旗手的奥巴马团队更需要担大梁的女性阁员，希拉里可谓是民主党内最重量级的女性政客，任命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既可以获得女性选民的支持，同时，也可以媲美克林顿时代的奥布赖特和布什政府时代的赖斯国务卿。第三，奥巴马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外交上缺乏经验，而要在最短时间里快速重建被布什政府搞坏的美国国际形象，启用希拉里是不二选择——希拉里在八年白宫岁月里不但在国际上有广泛的人脉，而且克林顿这些年来仍然活跃在国际舞台，尤其通过慈善活动在欧洲、非洲影响颇深。任命希拉里，搭上克林顿，奥巴马等于得到两个总统级的国务卿，有助于推动奥巴马外交的实施。此外，在伊拉克撤军，在中东和谈以及对中国外交等特殊议题上，希拉里相当熟悉状态，可以避免新手上路需要长时期磨合的尴尬。当然，有一个理由是奥巴马无法说出口的，那是一个“两害取其轻”的政治算盘。奥巴马很清楚，他上台后要做的首要事情是对付金融危机和国内的体制改革，增加就业率，改善环保机制，如果把希拉里留在参议院，并让她成为多数党领袖，那将是奥巴马推动内政的恶梦，希拉里非但不会轻易让奥巴马的政策成为立法，而且会与众院的裴洛西连手，大幅压迫奥巴马修改政策，并抢夺奥巴马的施政光环。把希拉里纳入团队，即可免除她在参议院合纵连横，暗中与奥巴马作对的可能。如今，让希拉里做国务卿，就是把施政立法上一个重要的对手排除掉，有助于奥巴马白宫与国会的合作，也有助于奥巴马充分利用白宫国会的民主党优势，一举推动改革大计上马。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在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11月17日，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杭州燕京大学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说。长久以来，他的教育家生涯被人们遗忘，仅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虚伪形象停留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如今，他再一次划过人们的视野。 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现代史被书写为“声名不佳”的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一个生活中西文化边缘里的人，如何在个人意愿和宗教所需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并融合美好理想和现实困难？（一）这是1936年6月24日。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里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开幕前，年轻而英气的学生向那位鹤颜的外国老翁献上了一副中国传统刺绣，此时，全场观众起立，向他三鞠躬。多年后，这个老翁回忆起此情此景，仍然激动不已。那是他——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寿。不仅在燕大，全国很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祝寿活动。在燕园的祝寿活动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代表中外来宾向司徒雷登致祝辞。燕京大学的校工甚至敲锣打鼓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有教无类”，用这种最为传统的中国方式表达他们的赞美。时任燕大教师的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对校长的懿德嘉行给予高度赞美：“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他登上了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事业的巅峰。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梦想，他曾经为了去不去做这个麻烦的大学校长而犹豫盘桓。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他承认：时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双方都催促我尽快作出决定，但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同时又得勉强答应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以后，我多次想脱身，但最终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各方面都得心应手，而且还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传教士和写作者。但命运最终把他推向了一条更为辉煌也更加曲折的道路。（二）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达北京。他坐着一辆临时雇来的黄包车，顶着深冬凛冽的寒风，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上任。他发现自己陷身于一团麻烦之中。首先是给这所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的大学命名的问题。《在华五十年》里他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和“分歧”。当时的汇文大学校长刘海藩博士坚持保留旧校名，并要求新校址紧靠原校址。汇文大学毕业生代表团也声称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认这所学校是他们的母校。而其他学校的师生则坚决反对新校用“汇文”作校名。华北协和大学的一些学生宣布如果采用了“汇文”这个校名，“他们会戏剧性地把他们的毕业文凭堆积在通州的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司徒雷登会见的双方毕业生都是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教会工作中都表现突出。他们对联合表现出的强烈的反对情绪，司徒雷登认为这是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在纠缠的泥坑之中，作为唯一的中间人，司徒雷登建议提名由一些不带偏见的中外人士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一位叫诚静怡的杰出传教士提议用“燕京”。古代燕国的首都，这是富有魅力和诗意的名字，每个人都感到满意。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名称是由蔡元培和胡适提议的。然后是为新校选地址而奔走。几校合并以后，燕京大学分为男女两部。男部在原北京内城东南角的盔甲厂和马匹厂（今北京火车站附近），女部在灯市口的佟府夹道胡同。两部相隔过远，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到盔甲厂这边来上课，极不方便。而这几处地方又都很狭窄，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司徒雷登认为应当重新选一个新校址。“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有一次，他应清华一些朋友之约聚会，其中一位朋友问到：“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皮呢？”一次谈话产生了一座美丽的校园。选定校址后，司徒雷登面临的是大学最重要的筹款问题。在正式接受董事会的聘请之时，他曾提出不管经费的事情。据说那是美国私立大学新任校长的通例。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经费完全依赖教徒捐赠和教会组织筹措。司徒雷登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鲁斯博士陪同，他便推荐他担任纽约燕京托事部的副主席，以便他主管经费方面的问题。到任后，司徒雷登也不得不以极大精力为资金而奔波。抗战前，他曾先后十次回到美国，向社会各界寻求资助。后来还在中国发动募捐。要说动美国人为一所在遥远的中国的教会大学献金并非易事。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诉苦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他在1929年的《燕大年刊》撰文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男生宿舍楼，更大的图书馆和图书设备，还需要添建一座妇女医院和几座教职员住宅。我们每年收入已超过七十万元，已比十年前增加十倍，但就是采用最经济的计划，也还是不够支付目前所进行工作的费用，而且还没有储备足够资金用作扩充建校计划及作临时救济金和弥补物价高涨之用……司徒雷登是一位合格的、会“找钱”的大学校长。 经过他不懈努力，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的组织的资助，可以为学校修建校舍、添置和维修设备，兴办文化事业（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京大学总预算为35000美元，有87%来自教会拨款；到1937-1938年预算为215000美元，其中教会拨款占到14%。（三）财政成长使许多热情洋溢的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由司徒雷登和几位皆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一起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的校训，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它来源于《圣经》中的两句格言：一是《马太福音书》第20章第28节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另一句是《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32节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后一句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托马斯·杰弗逊书写在该校的正门上方。灵感使司徒雷登将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多年之后，他自豪地说：“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在未名湖南岸，一座长方形的汉白玉墓碑告诉过往的人，这里是著名的斯诺墓。墓地往南，是两幢古典式的二层楼，这是当年燕京大学新闻馆，斯诺曾经在这里教授“新闻特写”、“旅行通讯”两门课程。后来是北大生物系的教学楼。燕京大学是中国首个创办新闻系的大学，初创于1924年，中间因经费短缺而一度停办，1929年重新建系。新闻系的指导思想在今日的新闻人看来，仍然令人激动：“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 彼时的中国，新闻事业尚处于草创阶段。燕大新闻系的首届毕业生竟然只有赵恩源一人，若干年后，他成为著名的《大公报》的副总编辑。1931年始，新闻系开始大量聘用校内外的专家和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资深报人、报业专家和著名记者来系里做兼职教师，做讲座。新闻系声誉日隆，毕业生大受欢迎。这一切，当然与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有关，他曾说新闻系是他特别偏爱的一个系。当他躺在“临湖轩”寓所的床上，想着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一度“垄断”了中央新闻社派驻各国的代表，那种满足感一定非常美妙。 从司徒雷登寻到这块土地之时，他所希望建立的是一所“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把最高级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献给亲爱的中国”。在第一个十年间，燕京大学走向了更加彻底的中国化。在56位教授级的教师中有36位是中国人，其中20位是在美国大学里获得博士，其余15位也都取得硕士学位，有一位是在中国旧科举制度中取得功名的进士。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燕大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彰显他为燕京大学所作的努力和作为个人的成功。战争的到来打断了顺利行进的大学教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之前，华北高校纷纷南下或内迁，司徒雷登经过仔细权衡并商请在美的燕京托事部同意，决定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燕京大学升起美国国旗（这以前它只挂校旗和中国国旗），恢复了因为战争而中断的入学考试。据当时统计，原来燕京大学的学生只有800多人，“七·七”事变后聚增至1200余人。然而，小心谨慎并没未能使燕京大学逃掉厄运的打击。正所谓：覆巢之下，焉得完卵！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包围燕京大学，宣布燕大即时由日军接受管理。“九日遣散学生，男女生一千余人，略携衣物，一时俱散”(邓之诚《南冠纪事》)。美丽的燕园沦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伤兵医院。司徒雷登和一批学生相继被日军逮捕。此后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天），司徒雷登在监禁中渡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司徒雷登声望如日中天，成为那时在华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然而，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盛极必衰”，那是因为在风云诡谲的政治社会里，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中国为近代以来首次的胜利而扬眉吐气之时，司徒雷登的道路，却悄悄扭转了方向，进入了他一生中的厄运时期。（四）1946年，二战结束，70高龄的司徒雷登戏剧性地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他苦心孤诣建立的教育家形象毁于一旦。1949年，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中美之间高层的接触机会稍纵即逝，此后便是几十年的敌视和对立。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中国，他心情沮丧，离开了一生的大部分事业所系之地，在西子湖畔和燕园里长眠着的父母妻子。为了挽回影响，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司徒雷登也成为顶罪者之一。因为他曾秘密建议白宫抛弃国民党政权，蒋介石1952年也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再派到台湾。而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最终使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使者。在中国生活并苦心经营的50年成为政治笑料，并永远淡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视野，司徒雷登备受打击，中风偏瘫，他被送到了医院。十三年后，他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华盛顿，临终遗言是希望自己的秘书傅泾波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妻子墓旁。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有人联名上书反对他归葬燕园，认为他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到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才最终安放于生与斯长于斯的杭州。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开篇第一行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屡屡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1952年，几乎熔铸司徒雷登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被解体分别并入了八所大学。 尽管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一般传教士身上所表现出的狭隘性”（北大校长蒋梦麟语），他仍然不免于困惑、无奈和尴尬。他最终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是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作者邮箱是 zhuangqiushui@gmail.com）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一路成长为全世界最著名的投资者，他的雄心壮志源自于少年时代——那时候他就在忙着赚钱，不过还曾一度沦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商店扒手。英国《金融时报》独家摘录了巴菲特授权自传《雪球》(The Snowball)中的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该书作者艾丽丝•施罗德(Alice Schroeder)讲述了这位大亨成名前的故事。沃伦•巴菲特有生以来第一次赚钱，是靠推销整包的口香糖。而从他开始推销的第一天起——那时候他才6岁——在对待客户方面他就表现出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态度，从中颇能看出他日后的行事风格。“我有这么一个绿色的小托盘，上面分成五个不同的部分。我非常肯定，这是伊迪姑妈送给我的。它能装五种不同牌子的口香糖：黄箭(Juicy Fruit)、白箭(Spearmint)和绿箭(Doublemint)等等。我会从祖父那里买来整包的口香糖，然后在附近地区挨家挨户地推销。我通常在傍晚干这个，多数情况下如此。”“我记得有位弗吉尼亚•麦考伯利(Virginia Macoubrie)女士对我说，‘给我来一片黄箭。'我答道，‘我们不拆开来卖的'——我的意思是，我有我自己的原则。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麦考伯利太太说她想买一片口香糖。不行，只能整包卖，一包五片。每包是5美分，而她想给我1美分买一片。”做成一笔生意对他颇具诱惑力，但尚不足以让他改变主意。如果他卖给麦考伯利太太一片口香糖，就剩下了四片口香糖要卖给别人，相对于这带来的麻烦和风险，这么做不值得。卖出每一包口香糖，他能赚到2美分。他会把这些沉甸甸的硬币攥在手中。在日后那个金钱堆成的“雪球”中，它们成为了最初的几片“雪花”。沃伦愿意拆开卖的是可口可乐(Coca- Cola)，箱子是红色的，在夏天的晚上，他会挨家挨户地兜售。他坚持在家庭度假期间推销可口可乐，目标是艾奥瓦州欧克博奇湖(Lake Okoboji)湖畔晒日光浴的游客。卖汽水比口香糖更赚钱：他卖出6瓶汽水能挣到5美分，并把这些硬币骄傲地塞进挂在腰带上的荷包里——这是一个棒球风格、镀镍的荷包。他挨家挨户地叫卖《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和《自由》(Liberty)杂志时，也带着这个荷包。这个荷包让他觉得自己很专业。它象征着销售中沃伦最喜爱的事情：收集。尽管他这时候也收集瓶盖、钱币和邮票，但他主要收集的还是现金。他把自己的这些硬币放入家中的一个抽屉，有时把它们和自己年满6岁时父亲给他的20美元存在一起——这些都记录在一个栗色的存折上，那是他第一个银行账户。到了他9岁或10岁的时候，他与好友斯图•埃里克森(Stu Erickson)在榆木公园(Elmwood Park)球场兜售用过的高尔夫球——直到他们被人举报，并被警察赶了出去。然而，当警察通知沃伦的父母时，霍华德(Howard)和莱拉(Leila)倒并不担心。他们只是觉得自己的儿子雄心勃勃。据沃伦的姐妹罗伯塔（伯蒂）(Roberta (Bertie)) 和桃瑞丝(Doris)讲，作为巴菲特夫妇早熟的独子，沃抡头上有一把“保护伞”，逃避了很多惩罚。10岁那年，他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奥马哈大学(University of Omaha)橄榄球赛上卖花生和爆米花。他在看台上穿行，边走边吆喝，“花生，爆米花，才卖5美分，只卖5美分，快来买啦！”当时1940美国总统大选正在进行之中，他收集到了许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和查尔斯•麦克纳里(Charles McNary)的徽章，并把它们别在自己的衬衫上。他最喜欢的一句口号是“华盛顿(Washington，第一任美国总统)不会这么做，克利夫兰(Cleveland，第22、24任总统)不能这么做，罗斯福(Roosevelt，第32任总统，连任四届)不应这么做，”——这指的是在巴菲特夫妇看来无法容忍的事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决定竞选第三任期。尽管当时美国宪法中没有总统任期方面的限制，但直到今天，美国人一直抵制那种“帝王式总统”(imperial President)的观念。霍华德觉得罗斯福就是个哗众取宠的专制君主。一想到罗斯福还要再执政四年，他几乎要窒息。尽管霍华德个人认为威尔基的主张有些太过自由，但他觉得“只要有人替下罗斯福就行。”追随父亲政治主张的沃伦，喜欢在球场炫耀自己的威尔基-麦克纳里徽章。于是经理把他叫进了办公室，告诉他：“把那些东西摘掉。这会刺激那些支持罗斯福的选民。”沃伦把这些小徽章放进了自己的围裙，一些10美分和5美分的硬币夹在了徽章的背面。当他在比赛结束后报名而入时，经理让他将口袋里的东西都倒出来——那些徽章和所有东西，然后将这些东西收拢在一起，都给拿走了。“这是《经商101条准则》(Business 101)给我的启蒙，”巴菲特表示：“我当时非常伤心。”而当罗斯福前所未有地赢下第三个任期时，巴菲特一家更伤心了。然而，霍华德的主要兴趣在政治上，赚钱只是个“副业”，而他的儿子却恰恰相反。一有机会，沃伦就到父亲在陈旧、气派的奥马哈国民银行(Omaha National Bank)大厦里的办公室逗留，阅读《巴伦周刊》(Barron's)上的“交易员”(The Trader)专栏和父亲书架上的书。他一进Harris Upham & Co. 的客户室就挪不动步子。这家地区性股票经纪公司就在霍华德办公室下面两层，在这里，沃伦最迷恋的就是获准“在图板上做标记”，在大萧条时期一个悠闲散漫的周六上午，用粉笔画股价图。那个时候，市场周末还交易两个小时。客户室半圆形的一圈椅子上，坐满了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的人，无精打采地看着Trans-Lux上一串串数字缓缓滑动，这是一种电子显示器，播报主要股票的价格。偶尔会有人突然站起身来，从发出懒洋洋“滴答”声的股票报价器上撕下一把报价单。沃伦和他的叔爷爷弗兰克•巴菲特(Frank Buffett)——这是他们家族中的愤世嫉俗者，因为自己的兄弟欧内斯特(Ernest)夺走了爱人亨丽埃塔（Henrietta，是时早已作古）而伤心欲绝——和舅姥爷约翰•巴伯(John Barber)一起来到这里。这两位老人都改不了想问题一根儿筋的老毛病。译者/贺斌（连载之一）节选自《雪球：沃伦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The Snowball: Warren Buffett and the Business of Life”)，作者艾丽丝•施罗德(Alice Schroeder)，Bloomsbury于2008年9月29日出版，售价25英镑

中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在一次耐人寻味的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中，对北京拥有一、两艘航空母舰的“梦想”相当坦率。钱利华少将表示：“任何大国的海军……都有拥有一艘或更多航空母舰的梦想。问题不在于你是否有航空母舰，而在于如何使用你的航空母舰。”这话没错。中国的崛起(它自己更喜欢“发展”一词)有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大事件。一个繁荣昌盛富的中国，将难以估量地改善10多亿人的生活。但是，大国崛起的历史并不让人欣喜。中国与日本这个有着全球抱负的邻国打交道的经历，早已让这一切表露无遗。中国近年的历史显示，它更在意的是保持1644至1911年清朝时期确立的疆域，而非进一步扩张。中国的邻居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一党制国家的军事实力感到紧张，那也并非不合情理。毕竟，中国已经宣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将付诸武力解决。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先后与印度、苏联和越南发生军事冲突。北京在军事开支上保密引发关切。多宗有关岛屿和海上疆界的领土争议悬而未决，使情况更加微妙。目前，脆弱的和平靠美国维持。如果日本对美国保护它的决心产生丝毫怀疑，它将发展核武，从而触发一场区域军备竞赛。因此，这一切事关重大。原则上，中国作为几乎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发展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无可厚非。如果这种军力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也没什么。但是，北京打造军力，有责任做到不至于使他人感到惊慌。这意味着诚实地公布它的支出规模和支出项目，这也意味着不怂恿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通过军事交流和冷静的外交，与邻国确立更好的关系。在这方面，中日关系近期回暖是值得欢迎的。最明显的保障机制，是北京目前尚且达不到的。许多美国人反对入侵伊拉克。现在，虽然晚了一点，美国选民还是拒绝了把他们带入战争的政党，而选出了一位承诺及早撤军的总统。中国还没有这种安全阀。在拥有这种安全阀之前，中国的军事崛起在国际上引发紧张也是自然的。译者/和风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正在募集2亿美元资金，筹办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研究所，以此纪念该校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此举引起了争议：一帮教授上书校长，声称“许多同僚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恶名感到苦恼，尤其是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那里，面对我校的负面形象，同僚们不得不经常出面维护学校声誉。”这通说词有何错谬之处，只需略作改动便一目了然：“许多同僚为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恶名感到苦恼，尤其是在大多数商界团体。在那里，面对我校的负面形象，同僚们不得不经常出面维护学校声誉。”像芝加哥大学这么伟大的院校，不应为了迎合特定的赞助者而接纳或排斥一种思想。高等院校信奉一种思想，是因为它有趣而重要，而不是因为其思想渊源或政策后果。这是大学区别于宗教机构和政治党派之所在。弗里德曼的支持者连忙挺身为他辩护。他们义正词严地指出，弗里德曼的著述提高了芝加哥大学的声望。不过，我还是不会捐款给弗里德曼研究所。弗里德曼的简练与夸张，在拥有他这样的才识和开创性的人手中，可谓激动人心、发人深思，但放在才能平庸的追随者身上，就变成单调乏味了。但关键问题不在于弗里德曼是对是错，而是以弗里德曼之卓越及其思想之重要，是否当得起以上述方式来纪念他。这一点不容置疑。假如大学里只教授弗里德曼思想，那将是可悲的。但学者大都崇尚自由，不会让这种局面出现。富人往往有保守倾向——所以芝加哥大学的募捐目标才会这么高。但无止境地要求成功人士“宽厚为怀”，也确保了有募集经费用于全球贫困与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思想多元化与财源广开，向来是科学进步的关键。那么中央兰开夏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的教授们呢？当学校要开设替代医学专业时，他们一样上书反对，结果导致英国唯一的顺势疗法学位课程胎死腹中。师生们的感受容易理解。有些学生获得学位是通过研究基本粒子，或通过分辨民事索赔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区别；还有些学生是通过研究足底压迫点，或者通过掌握阴阳之别而获得相同资格。我同意以下看法：物理学家和法学家的成就，会因他们与补充医疗学家同校毕业而减色。多元主义与赞许空谈之间的差别很微妙，只有无畏无知之辈才总是认定二者泾渭分明。多元主义是学术严谨的标志：承认自己并不赞同的各种观点有其意义。这种学术宽容如今过于稀缺。无论是在校园还是在交易所，抱着相同价值观和见解的人群都高度集中。互联网和媒体分化，使你的信息来源更容易局限于自己已知的渠道，所接触的观点更容易囿于原有的观点。但包容不同观点并不意味着不分青红皂白。承认同一迹象可能存在不同解释，与仅仅因为某人抱持某种观点就尊重这种事实上缺乏依据的观点，两者存在区别。这就是为什么创建弗里德曼研究所对于一家名校是合适的，而开设顺势医学专业即便对于一家二流大学也是不合适的。译者/岱嵩

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坐在住了一年半的伦敦北二区的顶楼小屋里。生活如常，我还没有要离开这个城市。就在今天早晨，我和一个国内朋友网聊时说，我已经将近十天没有见到阳光了，伦敦已经彻底沦陷在了冬日无边无涯的萧瑟阴郁之中。来英国之前听说有人因为天气太差而移民，我觉得真是小题大作。现在我不仅完全理解，而且比英国人更加不能自持，每日像祥林嫂一般念叨着阴晴。当连续第十个早晨拉开窗帘又是一片晦涩的阴雨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离抑郁不远了。 就在今天中午，一位英国同事邀请我下了班去喝一杯，这是本周收到的第三次邀请。仗着和他关系不错，仗着他们英国的天气影响了我的心情，我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嗜饮呢就因为平常你们都太拘谨只有几杯下肚才能let loose敞开心扉正常交际吗。请问没有比在寒冬中一人手执一瓶站在酒吧门外哪怕冻得瑟瑟发抖也要喝冰冻啤酒更人性更有趣的娱乐方式吗。你们英国人的饮酒量在过去四十年翻了一番这样不好不安全不健康知道吗。 很多时候伦敦总是在这里或那里得罪着我。比如令人绝望的天气，比如必须一脸严肃地宣称“我对酒精过敏”才不会因为点个果汁而被人耻笑，比如贵到匪夷所思的物价，比如没有手机信号的地铁，比如傍晚六点就关门的百货商店。刚来时一个英国朋友问我对伦敦的看法，我说，这个城市就像女演员中的一种，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从某个特定的角度看过去才觉得入眼，其它时候你都在困惑她究竟好在哪里。 伦敦自然有它可爱的地方，比如它无所不包的博物馆和永远精彩的舞台，比如它的历史感，比如伦敦人的幽默与自嘲。很多人说伦敦和北京相似的一点是待得越久越喜欢。对这种说法我一直持怀疑态度。这就好比一个媒人介绍对象时说，此人毛病多多，但相处久了就习惯了一般不能让人信服。 可是，就在今天晚上，在不那么经意的一个瞬间，我心底突然被伦敦小小地牵动了一下，随之竟涌起一种尚未离开已经怀念的奇妙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发展成一种不可遏止地要将它记录下来的冲动。 准确地说，这个瞬间发生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完了一场讲座。主讲人是个来自苏格兰的金融历史学家，现执教哈佛，讲座的主题是货币和金融危机。整个讲座妙趣横生，末尾的一段最为精彩。他说，各位，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就像一对夫妻，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花钱吗。台下大笑。他说，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储蓄，就不会有眼下这场从美国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们要去向何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词：Chimerica —— 这是他的首创，是把中国和美国的英文名字捏成了一个词。 在回家的路上想起这段话，我不禁微笑了起来，而我对伦敦忽然而至的依恋也就产生在了这个瞬间。还能有这样一个地方吗，它的大学可以邀请到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头脑，最多元的言论，并且毫无保留地对公众开放，热切地邀请任何感兴趣的人一起进行思想的碰撞。还能有这样一个地方吗，你可以接触到对你以为已经熟知的祖国这般新鲜的，迥异的看法，说者或褒或抑，听者自行评断。还能有这样一个地方吗，我每隔三五天就要禁不住诱惑，下了班空着肚子跑进学校听两个小时讲座，人满了听不上的时候还要沮丧好一阵。 和很多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一样，我时常抱怨生活在异乡的寂寞。这并不一定是独处的寂寞，更多的是脱离了一整个熟悉的家庭和社会网络，失去座标一脚悬空的寂寞，是既然这国不是我的国，这家不是我的家，我为谁奋斗，成功了又与谁分享的寂寞。来了英国才明白什么叫作发达社会，那是一种一切都上了轨道，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感觉，这常常令我无比怀念国内热气腾腾的，不论什么都可能发生，都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回国的决心，和朋友聊天也总是说，与其远远祝福她，不如回去建设她。可是慢慢的，我开始有了一点困惑，我终于走到了这座围城的墙角。 一个在伦敦住了五年的朋友说，他初到此地最强烈的感受，是手机突然安静了。国内呼朋唤友的喧嚣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必须独自打发的长夜和周末。对此我感同身受。最近和一个国内来访的朋友聊天时我说，回了国我一定要住市中心，让朋友围着暖着，弥补我这儿冷清的生活。这位朋友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说，回了国就怕你饭局party多到躲也来不及，你最大的梦想就是找个地方一个人待着。原来寂寞真的有它的美丽。回了国，我还有空捧着书在咖啡馆坐一个周日的下午吗，我还有心情下了班跑去大学听讲座吗，我会不会觉得如眼下这般花一个晚上写可有可无的字纯属浪费时间？ 最近和一个刚在英国名校读完硕士的朋友吃饭，问起她的近况。她说毕业之后她为一个慈善机构工作，这个机构给她提供一套免费住房，外加每周不到七十镑的生活津贴，她必须节俭地生活，可是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很有成就感。我问她可想回国，她说回是肯定要回的，可是一旦回去，就要卷入为钱为房子奋斗的洪流了，别说家人朋友不会允许，就连她也不能允许自己再如眼下这般生活了，所以，还是要等她干一段自己想干的事情再回去。的确，回了国，我也要加入这滚滚洪流了吧，与众人一样奋力向前，如果泳技不佳，我会焦躁不安吗，我可以允许自己落后吗？ 刚来伦敦的时候，碰到过一个水管工。他在我们约好的某日下午五点准时出现，穿着笔挺的制服，头一件事是拿出一份公司文件让我签名。大致意思是：你家住在三楼以上，如果有类似爬高爬低可能损害我们员工人身安全的要求，我们的员工可以拒绝接受。签了名，开始干活修管子。一个小时后，眼看就快搞定，水管工拍拍裤腿收拾工具起身要走。我大惊，问他就差这么一点儿不能干完再走吗，超出的时间我可以付钱。他说，六点收工是公司规定，如果破例会引起工会不满，你可以致电公司再约时间。这事成为我向人控诉伦敦服务业之低效的经典案例，末尾总要加上这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腐朽没落之类的感叹。慢慢地，习惯了这边劳力的昂贵，习惯了就算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他乐意，我发现这就是为什么在伦敦，即便是所谓底层的劳动人民，比如搬运工或者清洁工，也总是衣着整洁腰杆笔挺。贵是贵了，慢是慢了，但反而叫人珍惜起他们的服务来。是要最高效的经济增长，还是追求社会的平等尊严，伦敦选择了后者。回到国内，我还能真正从内心深处平等地对待一个水管工吗？即便我可以，他可以生活得有保障，有自信，以他的职业为荣而不是在人家之前自己先矮了一头去吗？ 和好几位在伦敦生活了多年的中国朋友聊天，问他们最喜欢这里什么，一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安全感。开始我不解，什么安全感？走在北京上海的街头也很安全啊。直到国内的毒奶粉事件出现，我终于开始明白，这是指对食物的质量，对生活的环境，对政府的政策，对自己的财产，对假定一觉醒来不会发生变化的事物，一觉醒来果然没有发生变化的安全感。前几天去参加BBC四台现场直播的Any Questions节目，主持人Jonathan Dimbleby从1987年开始主持这档节目，每周四晚八点准时出现在电波中，二十一年后依然妙语连珠毫无疲态。英国的很多传统就和它的房子一样，动不动就有上百年了。安全感就是知道公司餐厅每周五必定供应炸鱼和薯条，就是知道每周三中午首相布朗一定要和反对党领袖在议会对轰一番，就是知道社区里那家医院那家学校十年以后还没被拆掉还会是那家医院那家学校。 和国内的朋友接触，总是觉得国内急剧的发展就好像一驾风驰电掣的列车，它呼啸着毫不留恋地向前飞奔，好像急于摆脱什么。在伦敦一个细小的政策变化可以让公众和政府你来我往辩论上大半年，而在国内再重大的公众事件吸引眼球也超不过三五天。可是这样的速度难免让人有隐隐的担心，那就是，这车上的螺丝都拧紧了吗？前方的轨道扳正了吗？如果发现了问题，刹车还来得及吗？一位朋友说：在国内我们的很多政策、我们设定的很多生活目标，都是针对未来两三年的，而英国人总是在为未来五十年一百年做打算，这源自他们的安全感，他们对火车不会出轨的信心。 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首都，伦敦是不是在走向衰败一直是讨论的话题，但不能否认的是，它曾经辉煌过、见识过、经历过、也阵痛过。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免时常要带着居高临下的口吻评价我们这些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初来乍到者。不久前我和报社里一位英国同事有过一场争论。他写了一篇批评中国交通政策的文章，指出政府对环保轿车没有明显的倾斜，讥讽中国消费者仍对大排量车趋之若鹜，建议我们还是回到自行车年代。我说，你可以批评政府的政策，但不能批评老百姓开车的愿望，你可以帮助我们发展更好的车，而不是剥夺我们拥有的权利。他想了想，过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你说的对。改过的稿子里，已经拿掉了自行车的段落。可是事后我回头想，这就好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一个年轻人说，你不要做这个或那个，因为我有过惨痛的教训，而没有亲历过又心高气傲的年轻人却很少会心存感激地接受教导一样。伦敦在减排方面的政策的确要严苛得多，政府不遗余力地鼓励自行车和公众交通，任何一个来伦敦出差的中国朋友在领略了这里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空气之后恐怕都不会对此提出异议。 写到这里我发现，虽然伦敦永远改造不了我拒绝酒精的胃，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重塑我的思维。对先前居住过的几个城市，我总是到离开之后开始惦念，想起它种种的好。终于这一次，我学会了在离开之前体味和欣赏伦敦之美。纵然我还是要常常抱怨，纵然我还是会离开，我会不时想起今晚回家路上我突然微笑的这一个瞬间。在这个瞬间伦敦打动了我。尽管她有点傲慢，有点拘谨，刻板而不那么圆通，但是她优雅守礼，幽默而克制，乐于包容，崇尚真知灼见。伦敦，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怀念你。

世界需要更环保的汽车，这个每个人都认同，而王传福相信，只要将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劳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资金结合起来，他就能做到这一点。就在1个月前，道琼斯指数下滑近7%，这天成为华尔街最糟糕的一天，而巴菲特旗下的中美能源控股(MidAmerican Energy)购买了王传福创办的比亚迪(BYD)公司10%的股权。比亚迪是充电电池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者，是中国汽车业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巴菲特的投资无疑投了他一张信任票，他相信，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王传福能将电池和汽车结合起来，领导电动车领域的绿色革命。此举刺激了香港股票市场：王传福持有25%股份的比亚迪股价上涨了42%。最近某个周六的早上，在与香港毗邻的工业腹地广东省深圳市的比亚迪总部，王传福明确表示，他认为自己的公司是一个象征，表明工业领袖的指挥棒已从西方传至中国。长长的会议桌上，放满了给来访者准备的健怡可乐，王传福就坐在桌子一头，身穿短袖衬衫，衬衫口袋里装着圆珠笔。42岁的王传福戴着眼镜，看上去更像中国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而不是打扮光鲜的汽车业高管，如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巴菲特显然在打赌，王传福将会成为启动汽车技术领域下一次革命的怪才。王传福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他表示，他的目标是在2025年前把比亚迪建成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相信我们会成为全球领先者，”他说。“从技术角度讲，10年应该够了。”汽车业即将发生一场变革，即向锂电池驱动的插入式混合动力及电动汽车转变，这一转变将把一些最快的技术变革引入100年的汽车历史中，而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他将成为这场变革的中心。当我请他总结比亚迪是如何逐步做强的时，他的回答很谦虚。他说：“我们是典型的中国企业。我们脑子好，干活卖力。我们利用了形势。”不过，他谦逊的话语掩饰了一种文化骄傲：王传福说，中国企业比西方竞争对手更聪明，更肯干。他表示，中国的主要优势是市场规模和人口的素质；每年有大学毕业生500万，“比一些西方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他说。并且他们的工资也比西方或日本的竞争对手低。比亚迪雇佣了1万名工程师，其中一半人在做汽车方面的工作。王传福表示，未来10年内，他将雇佣3万名汽车工程师。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雇佣不起这么多人，他说。“成本太高了。”比亚迪的大多数经理直接从大学招聘，然后对他们进行在职培训，把刚毕业的学生安置在靠近工厂的一栋宿舍式高层建筑里。13年前王传福创办公司时，甚至缺乏进口日本电池自动生产线的资金。如今，公司已成了全球最大的手机电池生产商（市场份额为30%）、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可充电电池第二大生产商。或许更令人吃惊的是，2005年生产出第一款自主品牌车的比亚迪，今年9月份的汽车销量超过了任何一家本土汽车制造商。此次里程碑式的月度销量主要是由于比亚迪新款微型车F0的推出，不过短期内，这种销量不会持续下去；但领先汽车咨询公司JD Power仍然预计，比亚迪今年的销量会增长逾50%。王传福曾在北京读研究生，1995年创办比亚迪公司，这时中国政府已开始对外开放。“当时深圳是一个热点，”他说。“这里出现了淘金热。”当时，政府研究人员缺乏资金，王传福备感气馁，便从一个亲戚那里借了钱，并开始自己制造镍电池。他使用的是自己根据技术刊物拼凑而成的半自动设备。比亚迪使当时的日本电池生产商陷入了被动局面。面对索尼(Sony)在日本和三洋(Sanyo)在美国发起的诉讼，比亚迪没有低头，三洋公司最终以庭外和解告终。垄断了小锂电池市场后，王传福把比亚迪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可替代燃料汽车上。随着世人的注意力从内燃发动机转移到了更环保的选择，王传福觉得，自己在电池生产方面的专业技术将赋予他在电动汽车竞技场上不可阻挡的优势。今年晚些时候，比亚迪将推出一款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并于2011年销往美国和欧盟(EU)市场。全电力驱动的E6汽车于明年在中国上市。比亚迪将与雷诺(Renault)、日产(Nissan)、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以及计划在中国制造Volt车的通用电气(General Motors)同台竞技，这些厂商都生产插入式汽车。王传福表示，他已做好了准备好。他说：“我相信，中国企业能够成为可替代能源汽车业务领域的领先者，因为我们的电池质量好。”在解决插入式样车存在的充电速度和车载电池的持久性等问题上，更有经验的汽车制造商困难重重。这些电池的持续时间需要比手提电脑的电池长得多。王传福的竞争对手可能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们指出，比亚迪车的制造工艺远低于著名汽车制造商的汽车标准。一家领先外国汽车制造商的中国业务负责人表示：“他们在异响、舒适度、燃料经济性、加速及驾驶平稳度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有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该负责人曾驾驶过比亚迪汽车，但要求匿名。英国《金融时报》绕着比亚迪停车场对E6样车进行了试驾，结果证实了此观点。此车安静、节能，但操控和外观质量达不到多数外国汽车制造商的汽车标准。比亚迪要想让美欧普遍接受它的汽车，可能会面临重重障碍，尤其是在牛奶等中国产品最近发生丑闻之后。此外，由于出现了几起笔记本锂电池爆炸事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它国家的汽车制造商，面临的电动汽车潜在产品责任风险都是巨大的。王传福立场坚定地反驳了这一点。“我们是唯一一家从来没有召回过产品的电池制造商，”他说，暗指三洋和索尼都曾发生过花费浩大的召回事件。“我们对电池的质量非常有信心。”他承认，在品牌建设、与那些拥有数十年消费者认知和市场经验的外国品牌相比，比亚迪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表示，从另一方面来看，插入式汽车多少像是一张什么也没有的白纸。“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新型汽车，每个人的起点都一样，”他说。译者/董琴

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成长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学青年，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5个月时间踏遍南部中国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年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就是因了这六个字的鼓动。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三十年间，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这一景象与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1990年推动休克式市场改革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严重的粮食危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实行的是“围城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田”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有企业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邓小平承认，“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238页找到这一段话。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进入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4到8倍的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口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依赖于农民工人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四次拯救了中国。再说到了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政府以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基础在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上，在过去十年里，他们成为惟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现在，轮到他们第六次拯救中国。正在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人将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将2600人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简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难有正向的效应。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当然，政策的轨道似乎正铺向另外一个方向。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中国公司观察》>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14个月前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加剧并扩散至全球，有可能颠覆过去20年取得的经济进展。各国政府一直在以协同的方式做出回应，在20国集团(G20)峰会召开前还将继续这样做。在贸易依赖度或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融入程度方面，很少有国家能比得上加拿大。然而，我们的金融领域继续比许多其他国家都能更好地抵御动荡。这不是偶然的。加拿大人天生谨慎，我们的金融体系一直以平淡为特色。加拿大的监管制度确保了稳定与效率的平衡。因此，加拿大纳税人的资金并没有因为这次危机而处于危险之中。加拿大的金融体系或许是乏味的，但全球也许需要更像加拿大。在我们审视全球监管制度的宏观构思前，我们必须承认，良好的监管始于国内。有效的国家监管制度本可能阻止这场危机，而且必定是我们预防未来危机的第一道防线。我们都需要从那些运行良好的体系中吸取经验，并应用于自己的国家监管制度。首先，我们需要对所有依赖于杠杆的资金池进行监管。这场危机展现了不受监管的实体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透明度要求必须成为允许进入全球市场的代价。不同的金融服务可能有不同的监管要求，但我们需要把它们都置于监管范围之内。其次，资本和流动性的缓冲规模需要大到足以应对重大冲击。此外，监管者必须限制杠杆的总体使用。有人批评加拿大对银行的高资本金要求过于保守。但加拿大各银行这段时期健康的资产负债表为自己进行了辩护。第三，盯住个体机构的监管还不够。政府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监管。孤立看来似乎合理的风险从系统角度来看不一定可行。我们必须用这种系统性有利的观点来抑制在繁荣时期低估风险的倾向。这需要政府、央行和监管机构的协同合作。第四，我们需要提高市场基础设施的透明度和弹性。不透明的场外交易和“裸卖空行为”(naked short-selling)都会降低系统的稳定性。这场危机已经证明，即便是拥有强大金融体系的国家也会感受到其它国家不充分监管的影响。如果对本国机构的新要求会造成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各国可能会不愿强制实施这些措施。这就指明了第五步措施的重要性：加强国际协调、审查和监督，建立更好的第二道防线。加拿大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合办的金融领域评估项目的倡导者。这一对国内金融体系的独立审查应该是强制性的和公开的。我们需要加强国际监管人团体的作用，以确保加深对系统性风险的理解，协调国家行动。我们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力以赴的监督。各个国家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支持全球金融稳定和增长。在通过适宜的汇率和宏观经济政策来修正全球失衡，支持经济增长时，这样做尤为重要。我们的决策过程同样重要。在20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中，我们看到了有活力的新经济角色的崛起，它们必须完全参与到全球事务中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旨在确保更好代表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实践中，加拿大是所有国家中削减份额最多的一个。这种更广泛的声音也必须出现在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等其它会议中。总的来说，这些改革必须确保，其动机是为了支持稳定，弹性将成为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公开市场体系没有在这场危机中失灵。不过，一些人忘记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格言：看不见的手需要有合适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的支持。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巩固这些框架，而且这项工作必须从本国做起。本文作者为加拿大财政部长。译者/赵雁军、董琴

现在，勇于承认过错的人太少了。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在2004年与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辩论中，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说不出一个自己在第一届任期内犯下的错误。因此，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承认自己未能预见金融危机，既值得注意也值得表扬。格林斯潘表示：“我们那些指望放贷机构的自身利益能保护股东权益的人（特别是我自己），正处于一种不敢置信的状态。”他曾经相信，银行的审慎足以确保不会将资金廉价出借给无力偿还的人。但这正是所发生的情况。正如格林斯潘谈到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最老练的投资者错误地将它们看作‘偷垒'。”为什么格林斯潘和世界其它国家的监管者都没能预见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认为，他们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人类本性的作用。为了预防未来的灾难，监管者应明确关注如何防范两个人性弱点：有限理性和有限自制力。数十年来，行为经济学一直在探究这两个完全符合人性的弱点。标准（非行为）经济学模型极大地影响了监管机构。在这种模型中，无论经济个体面临的问题有多么难，他们都会做出最优选择。他们下象棋和玩连城游戏同样出色。这种模型的问题在于，世界由人类构成，而不是经济个体。人类并不愚蠢，但当事情变得复杂时，他们会茫然不知所措：他们受到有限理性的困扰。这将我们引入了金融危机中一个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方面：过去20年，金融体系变得愈加复杂。不太久以前，多数抵押贷款还都是30年期固定利率品种。购买贷款也很简单：找出最低月还款额。如今，贷款形式数不胜数。即便是专家也很难进行比较，而初期较低的月还款额很可能是对总体成本（和风险）的误导。次贷危机的一个主要成因，就是借贷人不了解贷款条款。即使有人试着去仔细阅读附属细则，也会觉得两眼一抹黑，尤其是在贷款经纪人向他们确保这是一笔很棒的交易之后。但是相比于银行，贷款人方面的错综复杂程度就不算什么了。抵押贷款过去通常由放贷银行持有。现在它们被分割成抵押担保证券，其中还包括晦涩难懂的衍生产品。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就算个人消费者会受到有限理性的困扰，那些甚至能够解答最复杂问题的专家们也会让市场恢复正常。但是，正如格林斯潘如今承认的那样，即便是那些老练的投资者也大错特错了。第二个问题涉及自制力。经济个体不会受到自制力问题的困扰，因此经济学家的词典里不存在“诱惑”这个词。结果，监管者也就没有过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当甜点车从身旁推过，我们人类常常就屈服了。然后不知怎的，我们变胖了。不清偿抵押贷款，而是进行再融资，似乎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利率下降，房价上涨，抵押贷款经纪人表现激进——这些因素让再融资（和二次抵押贷款）看上去就像伊甸园里的苹果。当房价下跌，利率上升时，宴会结束了。因此，监管者必须帮助人们管理复杂性并抵御诱惑。对于复杂性，一种可能的反应是要求简单化。比如，只允许发放标准的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这将是一个严重错误。消除复杂性会扼杀创新。TiVo是比录像机(VCR)更加复杂的产品，但它也更好。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完善信息披露。TiVo比 VCR更好的一个原因是，它更易于使用。监管者可以通过使金融产品更易于理解，来降低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应采取激进举措来完善披露——例如，对抵押贷款来说，披露附属细则时应附加计算机文件，让第三方网站能够解释条款中隐含的细节。为投行与对冲基金设置强制透明度也会有帮助。政府和市场应该试着解决诱惑问题。我们希望，放贷机构将要求家庭拥有一定储蓄才能获得购房资格。认真负责的放贷机构也可以提议，如果对债务进行再融资，就缩短债务偿还期限，从而推动人们离开再融资的旋转木马。更为雄心勃勃的方案是，私营和公共机构可以尝试重新引入一种古老的社会规范：设法提前而不是延迟偿清抵押贷款，而且最迟是在退休之前。贪婪和腐败帮助造成了这场危机，但简单的人性弱点扮演了关键角色。如果我们只是厉声责骂贪婪和犯错者，却不照照镜子，认识到有限理性和有限自制力潜在的毁灭性影响，我们将无法预防未来再次发生危机。理查德•塞勒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卡斯•桑斯坦是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学教授(Felix Frankfurter professor of law)。他们合著有《轻推》(Nudge)一书（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Yale University Press)）。译者/管婧

美国的2亿选民如何才能做出成熟、深思熟虑、甚至可能是明智的判断，选出世界第一强国的下任总统呢？而对于这四年一次的公民审议实验,媒体将如何加以促进，而不是加以妨碍？回首过去12个月这空前奢华与胶着的总统竞选活动，有两件事是可以确定的:第一，电视仍然是议程设置、候选人侧写和向公众披露消息（这些消息远不只是左右了我们的偏见）的主要媒介;第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哪怕仅仅10年前所能想象的程度），电视传播的政治画面在一种新的交流形态面前已经自惭形秽了——与其它公共信息的流通方式相比，那个角落里的小盒子显得异常沉闷。自1960年以来，电视转播的竞选辩论一直是总统候选人可信性竞争中的亮点。1960年，肯尼迪(Kennedy)与尼克松(Nixon)辩论时，有6300万观众收看。奥巴马(Obama)和麦凯恩(McCain)的第三场辩论吸引了6600万观众，而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和莎拉•佩林(Sarah Palin)间的决战有7000万观众收看。不同的是，在1960至2004年的所有辩论中，决定最终谁将获胜的，是在辩论结束之后的几天内，媒体与黄金时段新闻中进行的“有关辩论的辩论”，但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0月15日最后一轮辩论结束后（进行了电视直播），CNN的演播室里坐满了各种权威人士，准备好向观众们解释他们真正从辩论中看到了什么。他们的总体裁决是，麦凯恩靠点数获胜。随后，传来了俄亥俄州摇摆选民的闪电民调(flash poll)结果：奥巴马是不折不扣的获胜者。投票是在辩论结束后数秒内在网上进行的。这让众位权威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境地：他们所预测的结果已经在不为他们所知的情况下发生了，而且与他们的判断相反。互联网让闪电民调成为可能，而且在这场竞选大战中，无处不在。对于那些由来已久的做法来说——即由媒体评论员告诉想象中的公众他们必定会作何想法——这种投票代表着一项重大挑战。电视已经失去中心角色的另一个例子是，YouTube视频异军突起，成为美国人就眼前面临的政治选择去寻求不那么专业观点的另类来源。以黑眼豆豆组合(Black Eyed Peas)中的嘻哈明星will.i.am为主角的音乐视频“是的，我们可以”(Yes We Can)，目前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800万。从伊拉克归来的一名士兵制作了支持麦凯恩的一段视频“亲爱的奥巴马先生”(Dear Mr Obama)，两周内收看次数超过900万次。典型的网络晚间新闻播报最多能吸引700万至800万观众。但是，和那些没有价值的新闻不同，YouTube的观众往往还没有下定决心投谁的票，而是在博客中像病毒一样传播媒体内容作为讨论的焦点。Viralvideochart.com提供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显示出究竟有多少人在发帖子作为YouTube内容的回应。新注册的选民是从网络，而不是从那个小盒子里寻找选举的忠告。这些选民据信将左右这次选举的结果。这引出了广播公司不得不重新设计自身与观众关系的第三种形式。如同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美国政客被强行拖入流行文化领域，被迫忍受人们的问题（他们根本不会去读那些人的电子邮件），并加入友好的闲谈（他们宁可看那些谈话对象洗车）。但是在一场民主化竞选的日日月月中，水管工乔(Joe the Plumber)就好像成了苏格拉底(Socrates)再世，成为每一场政治集会的必备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