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环球企业家》2008年11月上 李开复或许已经打破了跨国网络巨头在华悲剧收场的常规命运，但他仍有一场硬仗近在眼前 文 本刊记者 罗燕 张亮 2008年初，谷歌中国总裁李开复曾接到一个电话，另一边，腾讯公司一名核心人物提出了一个问题：QQ有没有可能接手谷歌在中国的全部业务？ 对于腾讯这一中国首家百亿美元市值的互联网公司，这称得上是探索未来成长方略的一次有趣假设。 而对于李开复，此一邀请同样是富有意味的。腾讯或许并不知晓，在2006年年中，谷歌在中国最受质疑的时期，甚至谷歌总部也曾有一些高层主动提出，是否应该将谷歌中国的业务与腾讯组建合资公司？据知者称，因为谷歌中国高层团队的坚决反对，认为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如此大的动作会破坏公司内外的信心，这一方案最终被搁置。 虽然腾讯的主动邀请同样在不久后无疾而终，但两家公司的两次擦肩而过，展示出一家跨国公司的本土化会遇到比外界所能想象的多得多的来自内、外部的变数。过去三年里，外界对谷歌中国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不过多数时候仅将目光集中于最表层的矛盾冲突——李开复的去留，谷歌拼音的侵权问题，或与百度的简单比较——它们并无法准确呈现出一家国际网络巨头在后发进入中国互联网业这样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后，究竟会遇到怎样的挑战，哪些策略、方法和手段能避免最糟糕到情况到来。同样无法被充分解答的是：谷歌中国为何没有如太多人预期般倒下？李开复为什么没有如一次次谣言所宣布的离职？ 超越具体一家公司市场成败的，是谷歌在中国经验的代表意义。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便进入中国、能够从容本土化的可口可乐与宝洁，也有异于并未遇到严酷竞争但与中国市场环境难以妥协的微软，谷歌代表着新一代的跨国公司，它拥有一流的品牌、技术和人才，但在中国遭遇着强悍、有时甚至是一家美国公司难以想象的竞争。在谷歌前后，雅虎、eBay和MySpace均在这种竞争中饱尝挫折感。这让谷歌在中国生存的真实理由更值得被读解。 本文基于对包括李开复在内到多位谷歌高层、数名离开谷歌的中高层员工、竞争对手的访谈而完成。 现实校验 让我们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是否能够宣布谷歌中国已经度过了最危险时期？ 答案是肯定的。据易观、正望咨询等第三方公司的统计，现在谷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在25%以上。这与2006年第一季度时易观国际宣布的13.2%的市场份额低谷，增长了近乎一倍。 虽然仅从市场份额角度，谷歌与其中国最大的对手百度之间仍颇有差距——最近两者的份额比例稳定在25:65左右——但这至少不是谷歌入华三年后所能获得的最坏结果。 “2006年时，太多的人跟我说，两年后你必然会退出中国”，谷歌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刘骏回忆说。 事实上，外界很少知道的是，谷歌从未设想过退出中国。但它也曾将自己的预期设定的相当低。2005年在李开复的官司未有定论时，谷歌曾做了最坏准备：如果官司输掉，就只在中国设一个比较小的办公室。而在2006年初，谷歌中国因牌照问题而可能被迫关掉Google.cn时，谷歌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曾对李开复表示：如果在中国无法经营，至少会保障已经雇佣的员工的工作。 如果说成为首家在华扭转颓势的跨国网络巨头值得庆幸，谷歌现在甚至已经有一些成绩值得称道。进入2008年，人们明显能够看到谷歌开始在一些关键产品上有所突破，比如谷歌音乐，以及在雪灾期间制作的春运地图。 而且，谷歌在中国的收入已经相当不俗。据三位了解谷歌中国收入的人士对本刊表示，虽然谷歌和百度的市场份额约为25:65，但双方的收入悬殊要小的多。“如果把我们独立上市，会是中国最大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之一。”谷歌中国一名高层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但是，这还并不意味着，谷歌已经进入了从容发展阶段。 在正式进军中国三个年头之后，它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经历过动荡的2006年和稳定局面的2007年，谷歌和百度几乎将市场上其他对手的份额瓜分殆尽，这就让谷歌终于必须和其最大的对手正面对峙——格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过去几年间，业界普遍将谷歌和百度的竞争视作搜索技术的竞赛，但现在两家公司的竞争实则在于品牌。 当一个互联网新鲜用户需要使用搜索引擎，他会首先想到谁？ 目前看来，百度的胜算要大上不少。虽然对外，李开复已经有勇气宣布:“今天我们的中文搜索明显是行业中最好的。”但是，谷歌内部曾做过一个实验：当把搜索品牌遮掉、仅看搜索结果时，用户会觉得谷歌的好；但一旦标上品牌，用户会说百度的好。 连李开复本人也承认，过去三年里，谷歌中国的招聘、技术和产品、销售都可以打到95分，创新85分，只有品牌认知度为60分。 比起搜索技术，品牌的打造与推广或许是谷歌全球上下最不熟悉的领域。即使在美国，谷歌也以不打广告著称，与此恰成对比的是，它从不吝惜于投资在渠道推广上，如用9亿美元重金将搜索框嵌入MySpace。在中国，谷歌的市场团队也已经更换了两拨人马。 但这是谷歌中国必须尽快做出改观的木桶短板。一道简单的算术是，如果说目前百度和谷歌的市场份额之比是65：25，那么口口相传的效应便以平方关系扩展为4225：625——你可以将此理解为， 每10个人因为他人推荐使用搜索引擎，大约有9个会被推荐使用百度。 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遏制此一品牌悬殊，在仍处于高速增长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谷歌可能重新被百度拉开距离。一些离开谷歌的员工相信，这这将是谷歌中国未来的最大挑战。 另一方面，在2008年，谷歌中国也终于进入了一个创业元老陆续离开的阶段：其大中华区投资并购总监宓群、中国总裁助理陶宁、产品总监周杰、移动产品经理沈思等人已经陆续离职。而最新一个加入此名单的，是将于2008年12月正式离职的首席战略官郭去疾。 “很多人在加入谷歌中国之前，就已经告诉过我他们会在一两年后离开。我总是鼓励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自己的创业计划成功，我也会感到骄傲。”对此，李开复回答说。与外界通常猜测的他会成为谷歌中国一个离职指标不同，李似乎会目送3年来与他共同构架谷歌中国的人们逐个离去。 所有这些事情似乎都在暗示，谷歌进入中国的第一阶段已经逐渐画上句号。 非战之过 直到今天，外界在回顾谷歌进入中国的历程时，都倾向于将其开端简化为因谷歌自身的产品缺陷致使它在2006年时在市场份额方面一落千丈。 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外在条件，是雅虎中国从2005年到2007年间的变动。 算得上历史的巧合。2005年7月李开复向微软递交辞呈之后不到一个月，雅虎中国的领导权从周鸿祎转移到马云手中。表面看来，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但它们沉默地为中国互联网业定下了至少5年的调子。 虽然同为中国网络业最早的创业者，且均在业内富有争议，但周鸿祎系工程师出身，从3721时代起即积累着搜索引擎领域的know how，马云则是个更纯粹的商人，对搜索领域的理解显然颇有不如。马云接手雅虎后，迅速将一搜业务叫停，而3721业务也经历着工程师流失、品牌变化等阵痛。这让雅虎中国在搜索领域的市场份额持续衰减。 而最具破坏力的，还是周鸿祎本人在2006年6月推出的“360安全卫士”。无论事后如何解释，这款以杀除“流氓插件”而一举成名的产品，毫不掩饰周对前雇主的复杂情感，它首当其冲将3721的插件送上了断头台。 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05年年中，李开复转投谷歌、周鸿祎去职之前，百度、谷歌和雅虎在中国还有着三分天下的均势，三家的市场份额为37 : 23 : 21。而雅虎的自堕，及周鸿补上的一击，让雅虎的市场份额到2006年底，已经直落到5%左右。 当一家公司将大约16%的市场份额拱手相让，总有渔翁得利。 理论上，谷歌是有机会的。但李开复与微软纠结半年的官司，的确让谷歌一时间无暇它顾。当然，现实中，即使没有这场官司，谷歌中国能在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上半年期间能做的事情终归有限：中国团队远未建立，一切本土化功课也未开始…… 这让一场本应颇费一番角逐的市场份额之争，平静得未被外界注意就结束了。结果是，百度未费吹灰之力接下了雅虎丧失的全部用户。也就是说，百度和谷歌的市场份额在极短时间内变成了53: 23。 何况，谷歌在中国遭遇的问题并不止于此。 中国问题 2005年9月，谷歌中国首席战略官郭去疾在查阅流量数据时赫然发现，过去5个月中，谷歌在中国的搜索量居然下降了18%——谷歌已经严重受到了IP屏蔽的影响：当一个用户搜索一个禁忌词汇，他的IP地址会在几分钟内无法使用谷歌，如果一些人共享一个IP，很多人就短暂的同时丧失了使用谷歌搜索的能力。谷歌的统计发现，任一时间上，居然有5%到20%的搜索用户被屏蔽。 这是谷歌在中国遇到的一道两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依靠Google.cn自动过滤一部分不符合中国法律的关键词，但启用Google.cn这一域名，不仅需要对谷歌在全球不过滤关键词的准则进行调整，还需申请中国政府下发的ICP牌照。 谷歌内部并非没有不解：为什么一定要为了进入某个市场而过滤搜索结果？但李开复坚持进入一个国家就要遵守该国法律的说法，让此事逐渐可以接受。另一方面，虽然多少有些曲折，但从这时起，谷歌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性格。 如果审视以往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失败案例，不难发现，很多公司会走向两个极端：或者极度坚持全球原则，或者把全球经验全盘丢弃。还有更糟糕的一种情况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相对而言，谷歌的性格很“中庸”。它既遵守全球规则，又不会逾越中国法律。“这种中庸，其实是在两种文化中‘打’出来的。”负责谷歌中国对外合作的汪华表示。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因为需要在两种文化中艰难的平衡，谷歌中国的抗压能力反而越来越好。 为尽快解决身份的合法化问题，权宜之计，是借用谷歌员工投资的赶集网牌照。据当事者回忆，最初，谷歌希望收购赶集网，此一方案未能通过后，便迅速转为合资。虽然这个过程本身很难说有何错误，但至今回忆起来，这种过于紧张的结果导向的推进，让谷歌丧失了对更多可能性的思考和探索，本身足以证明谷歌在中国的有欠从容。 这的确给谷歌中国带来了不少麻烦。信息产业部一度对它是否“违规经营”展开调查，而在2006年2月间，谷歌员工每天都要等待政府公关部门从信产部带回次日Google.cn是否会被迫关闭的最新消息。 直到2007年7月19日，谷歌才对外宣布它已正式获得ICP牌照，这距李开复加盟谷歌刚好两年。其中的曲折，至今仍无法对外界详细讲述。 谷歌在中国申请牌照的确并不容易。一方面，它必须符合中国政策、法律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必须满足谷歌在全球范围“不做恶”的种种原则。这就让它起草每一份相关文件，都必须先给总部各个相关部门审阅，然后再交到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进行修改，然后再循环一遍“总部—中国监管部门”的过程。 这个本来已经相当冗长的过程，还有一个重要的阻碍。据说在2005年至2007年间，每隔两周，中国互联网的相关监管部门都会收到大量举报谷歌的搜索结果有违中国国情的资料。这就进一步拖长了获取ICP牌照的进程。 “我们最终能够获得牌照，是因为竞争对手实在找不到我们的问题去举报了”，2007年下半年，一名谷歌高层曾对《环球企业家》如此解释。 “耗” 人们通常会习惯性认为，谷歌和百度的战争是持续进行、甚至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战役的。但这并非事实。显然，双方都并未丧失对对方的关注，但这并不同于外界所理解的互有攻守。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因为谷歌中国示人以“弱”。到2006年下半年，私下里，许多网络业重量级人物陆续开始表达对于李开复及其团队的失望感，即使他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李开复的团队表现得如此之缺乏冲劲，缺乏作为。这甚至导致了连百度都开始将目光转向一个短期更需要关注的对手：阿里巴巴。 2007年底，李彦宏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被问到百度做即时聊天软件，是否担心会将腾讯进一步推向谷歌的阵营时，李非常轻描淡写的表示：“他们已经就soso合作了，也没有怎么样。” 但在谷歌中国内部，战略是非常清晰的。“当百度获得了雅虎的所有份额之后我们就知道，跟百度竞争的唯一选择只有一个字：耗，因为扭转这样的市场差距是没有银枪弹的，只有耗到对手出错。”郭去疾说。 让李开复们有此“保守”决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很早就看到，谷歌中国并不可能被百度彻底消灭：作为网络时代最成功的公司，谷歌正处于其全盛时期，有着足够的资源支持一场区域战争。 在这样一种判断下，其实谷歌中国真正会遭遇的最大厄运，是管理层的动荡，以及由此带来的战略飘忽不定。也是因此，从最开始，跳槽谷歌不久、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搜索引擎专家”的李开复便展现出他作为管理者的智慧：他比绝大多数人更早意识到，谷歌中国与其去寻找100种改善流量的方法，不如坚持改善搜索引擎技术——这个想法，即使他早年的搭档周韶宁和王怀南甚至也对此无法完全认同(详情请登陆gemag.com.cn查阅《最长的一年》)。但事实证明，这一传统智慧意义重大：短期看来，改善搜索引擎是最平淡，最不能带给市场惊喜的，但长期来看，它是一切竞争的根本，是谷歌中国和总部都最容易衡量成果，也是李最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的功课。 “如果让我从头去做SNS，那肯定完蛋了”，李开复曾对本刊玩笑说。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谷歌中国坚持于自己的防守位置，它能够较为专注的解决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它曾有断网问题，但随着Google.cn上线而解决；它曾被对手讥笑为不懂得中文的分词，但它备受争议的推荐搜索和输入法终于证明了这方面的实力；它曾陷入抄袭同行的风波，但但一年后的春运地图，证明了它能够在本土化基础上创新；它也曾被视为抓取新网页速度慢于竞争对手，但随着整合搜索的上线，这种批评偃旗息鼓；它曾被指为名字不好发音、不好拼，它就找到了g.cn；它也被业界称为不重视低端客户，但它极为低调的收购了265.com并进军网吧…… 超过三名熟悉百度内部的人士对本刊表示，到了2008年底，百度内部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来自谷歌技术的压力。由于基础的技术架构比不上谷歌，百度之前采取了“人工”形式来调整搜索结果。比如，产品经理发现某个搜索关键词结果不如人意，便会将报告提交技术人员解决，相当于打“补丁”。然而，随着互联网上网页的量级增加，这种工作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当然，谷歌中国不会有人否认，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止跌回稳，并非完全因为它的产品品质改善。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是它采用美国总部常用的与各主流、垂直网站合做，把搜索框置入其中，扩张渠道。这种“远交近攻”的战术，恰好是百度不善运用的。 如果人们不是那么健忘的话，应会记得，让谷歌在中国的唱衰之声戛然而止的，正是2007年6月它与新浪的合作。虽然与中国最大门户网站的捆绑，并不能立即将其市场份额无限度放大，但它成了用户和广告主信心的一个里程碑。 过去两年里，谷歌和中移动、网通这样的运营商，以及从腾讯、新浪等门户一直到影视、饮食领域的垂直网站，缔结了极多的合作关系。这对谷歌的搜索量攀升，极有助益。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谷歌只在埋头改善产品——他们从未在战略上忽略百度，并经常思考对方的哪些行动可能伤及谷歌的中文搜索结果。 一个可能性是，“百度知道”为百度的搜索结果提供了不少优质内容，如果百度知道的内容对谷歌的抓取机器人封闭，很多关键词的搜索质量会瞬间衰减。因此，谷歌联合中国最著名的社区网站天涯打造出“天涯问答”。即使短时间内，天涯问答的内容不可能像百度知道一样丰富，但只要问答在用户和内容方面能够牵制百度知道，让后者无法绝对垄断，百度就不会选择屏蔽谷歌搜索。 ...

隐痛 据称，百度空置两年的CTO位置，本来打算邀请雅虎执行副总裁陆奇接任，但因陆奇不太愿意回国而无法实现。“陆的技术、管理都很厉害，而且很拼命，他不来百度非常可惜”，一位业内人士评价到。另外，百度也曾考虑过搜狐负责技术的高级副总裁王小川，以及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张亚勤。 王小川对《环球企业家》承认，百度在2007年时就找他洽谈过此事，但他觉得百度的这个职位要求和他在搜狐所要做的事情是相似的，所以并没有和百度进一步的探讨。 至少表面看来，无论陆奇、王小川、张亚勤，还是最终人选李一男，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并非难以解决。那么，为什么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最终尘埃落定？ 某种程度上，这是百度的一个历史性遗留问题。 外界很难感受到的一个变化是，随着百度从创业公司变成中国互联网业的核心角色，其内部也已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比如，它的工程师工作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做出选择，或继续工程师道路，或转向工程师管理岗位。制度本身无可厚非，但分工带来的角色差异，已经成为百度的一个长期矛盾，甚至有人将此比喻为“政治双峰”——有已离开百度的员工对本刊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百度前任CTO刘建国平衡双方权益时不够铁腕有关。 到2006年10月底刘建国去职，谁是其继任者就成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悬念。 理论上，李彦宏在公司内部就有两个很好的选择：同在公司创业7人团队，同为高级技术总监郭眈和崔珊珊。但李曾对本刊表示，百度内部培养员工的一个问题在于，容易产生“近亲繁殖”的问题。这可以被解读为，李更希望引入外部人才，为公司带来新的技术思考方法和管理方式。外界猜测，李彦宏一度将希望寄予他在美国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时的上级张以纬。在2006年刘建国宣布离职前几日，张便从美国赶到北京与百度的数位高管见面，张甚至在内部开始筹划重构百度代码的宏大计划。但百度内部人士表示，李彦宏并无将CTO之职委任张以纬之意。而且，因其理念与百度其他高层颇有差异——如他希望投入资源到百度财经这样的频道中，但并未得到百度产品部门认可，百度财经后来只能被外包给和讯——张最终只成为了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显然，一个同时能够让郭眈、崔珊珊这样的百度元老，和张以纬这样的业界资深人士同时服膺的人物并不好找。即便找到，能否在磨合中与所有人达成信任与默契，更难预料。 李一男加盟后，李彦宏给公司内部撰写的邮件称，“即日起公司首席科学家Dr. William Chang、产品副总裁俞军、高级技术总监郭眈、高级技术总监崔珊珊，向李一男先生汇报工作”。据说，在李一男加盟百度后，他与公司高层最初的几天会议中，张以纬几乎一言未发。 李一男能够妥善融入这个环境吗？一定程度上，他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有华为人士对本刊称，港湾失败之后，李一男第二次回到华为时，一改此前年轻气盛的习性，对所有人都表现的异常恭敬，甚至让很多华为人士认为他有极大的决心要在日后达成某个目标。而在过去两年里，即使在华为内部，李也极为低调，极少有人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 当然，没有人会怀疑李一男未来将再度创业。从这个意义上，他所将得到的东西，即从百度这里学到尽可能多的互联网知识，很可能比百度从他身上得到的东西来得更快。

雷克雅未克，2008年10月17日 布雅尼·布里恩约夫松(Bjarni Brynjolfsson) 亲爱的蒲实: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就像你所知道的，我是《冰岛评论》的编辑，今年45岁。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经在一个汽车杂志做编辑。我到过中国两次，一次是2003年，那一年我去了北京和江西的南昌；还有一次是今年3、4月间，去的广东。我领养了两个中国女儿。冰岛的经济现在的确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它仍然很强壮。我仍然有工作，没有负债，也有一些资产。我会给两个可爱的女儿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现在我应你的要求，讲一讲冰岛的金融故事，还有我的故事。 冰岛的银行私有化开始于1998年。短短的5年间，冰岛的三大国有银行就都成了私有银行。那时候，银行被分成一块一块地卖出去，每个有社会保障编号的冰岛公民都可以竞买银行股份。一群大商人买走了大部分的股份，政治因素也发挥了作用，执政党决定谁可以在银行里持大股。在冰岛股市兴起的头几年，购买冰岛公司股票的公民都可以得到很大的税收优惠。上世纪90年代的小股东们就很快得到了股票升值的好处，到2004年以后，股票值已经翻了几番。那个时候，银行有5万多名股东，不过现在他们都赔了钱。 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在这3家银行都有股份，不过现在都化为乌有。要是一年半以前我出售这些股份，我的投资可以达到15倍的增长。幸运的是，我在危机来临之前卖掉了其中一部分，拿出了一部分资金和利润。我用这笔钱做了很多事情，旅行、为家里添置用品等等。2004年我和妻子去中国接我们领养的小女儿，就是用这笔钱为我们旅途的快乐买单。那时的投资绝对是聪明的。但是我们把本金继续留在股市里，今年还用一部分积蓄追加了投资。我以为经济会有所回升，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却扫荡走所有的钱。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还有其他资产，现在还无债一身轻。这个国家也有很多聪明人，懂得在合适的时机出售股份，获利非常丰厚。受到打击最严重的是冰岛的年轻人，那些刚买了房子的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习惯了什么东西都靠借，他们的成长经历让他们相信，钱就长在树上。他们对什么东西都急不可待，用信贷的方式早早地去买了房子、车子、家具和电器。现在当他们失业的时候，他们一无所有。 我不认为我们的银行有什么特别的错误，也不认为我们的银行经营有什么不正常。它们和西方任何一个地方的银行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做得还更好。比如，我们的3家银行没有房地产业的坏账，这些次级贷款却冲垮了我们的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确扩张得过大了，超过了我们货币——冰岛克朗的能力范围，以至于我们无法通过监管系统来控制它们。银行系统的衰退显然是我们在各个领域投资的结果。最糟糕的是，我们的银行大股东也是在冰岛拥有大公司的那些资本家，交叉持股是致命的危险。通过操纵资本游戏，那些已经积累了很多财富、已经很稳定的老牌公司就像香蕉一样被买卖。成熟的果肉已经被从内部慢慢吃掉，只剩下被撑起来的香蕉皮。这些曾经强壮的老牌公司被慢慢剥离了资产。 很多暴发户商人就像蠢蛋一样热衷于香槟鱼子酱的饕餮盛宴，自以为是地享受私人喷气式飞机和游艇的奢侈。他们的薪水高得离谱，普通工人用200到300年都赚不到那么多钱。从前，我们的社会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那些社会，比如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一样平等。但是这“新发现”的财富却扭曲了所有的事情。突然之间，教师、护士这些以前曾被人们尊重的职业，却成为怪异的“失败者”的职业，只有金融界人士才是天子娇子。曾有一位冰岛作家写道:“他们让中产阶级变为乞丐，让工人阶级变成蠢货。所有的价值从洞隙间被筛走。” 但是如果要否定资本游戏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好处，也未免显得愚蠢。金融部门是纳税大户，这些钱用于基础设施、教育、社会服务和支付国家外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看到了自己的财富增长。不过现在又蒸发掉不少。 这个国家的很多人的财富都缩了水。一些人根本就不可能偿还巨额的抵押贷款，只有失去房子。那些贷款买股票的人现在也亏了。没有预见到危机的人、过度贷款消费的人，会成为难民。我们的经济的确过热了，需要时间来给它降温。过去的4年中，2.5万多名外国工人、包括中国人来到冰岛，用勤奋工作与过硬的技术为我们建造了欧洲最大的水坝。这些人现在离开了，冰岛人将取代他们的工作岗位。 我想我们软弱的媒体也对此负有责任，那些拥有银行的亿万富翁是这些媒体的所有者。记者都在这些资本家的股掌中，提不出正确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打击之后会发生什么。冰岛的所有公司都在利用这个机会缩减规模，是该打扫屋子的时候了。 但是我所看到的冰岛人却对这次危机表现出克制的坚忍。我们对艰难岁月习以为常，人们在这个时候团结起来，家庭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又重新珍视那些普通的职业。在冰岛，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相互认识。我听到人们议论说，这一次的危机会让我们的社会恢复正常，回到那个更为平等的社会。我也相信会这样，野火烧尽的草原，又会有新的生命生长。我们也许需要2到3年的时间来重建经济、恢复正常。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谈论这几年中那些无节制的奢侈经历，而只讨论正常的生活。 冰岛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海洋为我们提供了鱼，我们在水、地热能源上也自给自足。我们还曾为中国西安的地热能发展贡献过我们的知识和技术。我们的确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每个人都很勤奋工作、乐于奉献。我只是希望在我们勒紧裤腰带团结起来共渡难关的时候，不会失去我们的独立。我们不打算被出售，我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很高，社会福利网会帮助那些困难中的人。 我们正面临着对我们信仰的重新评价。卡尔·马克思曾谈到过虚构的资本主义，资本家之间抛来抛去的债券背后没有真正的价值。这难道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吗？过度的投资应该适可而止了。贪婪打破了平衡，最终控制了我们。我们该去看一看那些勤俭生活的人，那些找到生活平衡的人。 来自冰岛的问候 布雅尼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39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时期日子最难过的是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老人；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报告认为，中产阶级家庭成为今年通货膨胀和经济恶化的最大受害者。中产阶级成了疲于应付的阶级。 ◎李孟苏 90%的英国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他们怕是很不乐意被称作“应付阶级”（Coping Class）。但是他们都清楚目前中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前所未有地窘迫，喝茶时也没了心思聊带葡萄园的海外度假房，或者在院子里加盖一个玻璃阳光房之类的闲适话题。说什么呢？越交越多的税，逐年上涨的孩子教育费用，贬值的房产，一分不能少还的贷款，惊人的通勤开支——不管是坐火车还是自己开车。那就别出门了，不行，待在家里还有取暖费。 “应付阶级”是爱尔兰上议院新任议员、杰出战略家哈里斯（Eoghan Harris）发明的说法，用来形容爱尔兰共和国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今年经济形势恶化，它反而得到了英国人的普遍认同:生活中需要应付的事太多了。 首先是手头紧。根据价格比较网站uSwitch的调查数据，英国人税后的可支配收入已跌到10年来的最低水平，可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上涨了42%。1997年工党执政之初，英国人的收入刨去税款、国民保险、住房贷款或房租后，还有34.5%可用，现在这个百分比为32.6%。如果生活在伦敦、英国东南部等生活成本高得骇人——尽管最近这里的房价以每天120英镑的幅度下跌——的地区，成为“月光族”也不是没有可能。 《泰晤士报》评论员埃丽诺·米尔斯说，她小时候，做公务员的爸爸和在杂志社当记者的妈妈靠收入买得起伦敦市中心摄政公园附近的住宅和乡下的别墅，几十年后，她的薪水已不能支撑她过上中产阶级的传统生活方式。伦敦非中心地段的4个卧室住房至少需要100万英镑，乡下的度假宅子50万英镑，她妹妹找了一圈房子后意识到，自己再也住不上童年时住过的那种好房子了。米尔斯感慨，都说中产阶级富裕，那不过是纸面上的，如果孩子们问我要遗产，我只能把哈利法克斯银行（英国最大的抵押贷款银行）老板办公室的地址告诉他们，我们勤勤恳恳还给银行的房贷其实只是利息。 税，却是一个便士也不能少。本杰明·弗兰克林说，人生诸事总是不确定的，除了死亡和交税。按法律规定，年收入超过5000英镑就要交20%的税，超过3.3万英镑按照高收入档次缴税，税率为40%。由于税收的起征点没有根据收入增加相应地提高，“应付阶级”每人每年因交税“损失”的钱达700英镑。再扣除社会保险税，尚未见到工资，收入的一大块已被吸入了黑洞。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统计，2007年英国的税收收入增加了37.4%，仅收入税就达1430亿英镑。还有家庭税，这是对居民住宅按房产价值征收的一种税。2007年家庭税的平均数额为1154英镑，比1997年翻了一倍。就这样，英国终于跻身10个赋税最高的国家之列，高于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西班牙。 意外的杂费，比如开车进伦敦城区的拥堵费、航空旅行税、去医院看病的停车费、提高了的大学学费、法律服务费，层出不穷。2007年底欧盟新出台《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对普通人则意味着到2020年每人每年要多花465英镑的能源费。向地方政府缴纳的费用逐年增多，去年多了1000英镑，地方政府用这些钱提供路灯照明、公立学校的校车接送——可能你家孩子从未坐过经常出问题的校车。 财政部的说法是，1997年以来英国经济呈上升发展的态势，造成了税收高的结果。自工党执政到今年年底，缴纳高额收入税的人口从200万上升到370万。纳税人联合会（Taxpayers' Alliance）的会长马修·艾略特批评说，公民交税，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但钱交出去了情况却并未得到改善。“应付阶级”为很多东西付了两次账，特别是养老和教育。 现行的养老体系规定，资产低于1.2万英镑的老人由政府支付看护费用，资产高于2.05万英镑就要自己负担。根据慈善组织“帮助老人”的统计数据，英格兰有45万老人自己负担看护费用，还有45万依赖家人或朋友;为了支付护士、疗养院（每周至少800英镑）的费用，每年有7万个家庭卖掉房子。应付了老人，再应付孩子的教育。税费调高了，公立学校却越办越糟糕。如果你家所在学区的中小学教学质量差得被英国教育标准局点名曝光，你就得准备好私立学校的学费:寄宿学校一年学费超过2万英镑，走读制的学校约1.2万英镑。为此，1/10的人将房子做了重复抵押贷款。 中产阶级决定大选结果，却每每充当政府的牺牲品。“高税费侵蚀了收入和财富，实际上是柔软的压榨，对中产阶级尤其压榨得紧，它们销蚀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社会和经济走势预测顾问机构“未来基金会”（Future Foundation）的编辑总监吉姆·墨菲（Jim Murphy）说。比如收入税，年收入4万英镑的人和挣4000万英镑的人按相同的税率缴税，结果是保护了最富有的阶层。有一个现象可以证明。越来越多的职业夫妻，校长、出版人、医生等等，再也住不起伦敦市区的房子，搬出了首都。如此，伦敦市区越来越两极分化:要么是富豪，还有他们的私立学校、四驱车、高级定制时装、设计师标牌手袋和奢华俱乐部;还有一穷二白的移民，他们主要为富豪们服务，为他们打扫卫生、煮咖啡、开车、照看孩子。 夹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应付阶级”成了三明治，他们得不到向底层家庭发放的优惠贷款，领不到救济金，不是残疾人，得不到社会援助。主妇们开始精打细算过日子:商品目录刚从投信口扔到擦鞋垫上就把它扔进垃圾桶；不上剧院，改看电影；取消向本地商店订购的有机蔬菜，租块地自己种；频频光顾免费交换自己不用物品的网站；第二辆车不用了，改骑自行车。好在这些行为可以披上时髦的“道德”外衣。她们抱怨高档超市的食品价格已经成了噩梦，是很难博得社会同情的。和无家可归比起来，这些牢骚实在是矫情，尽管经济的繁荣需要中产阶级进玛莎百货公司消费。 之上的富人则对他们产生了“诺丁山效应”:如果你住在时髦社区诺丁山，而邻居刚刚在法国买了一栋乡间别墅，你就会感到自己在拼命应付生活。“诺丁山效应”暗藏了中产阶级担心家庭社会地位一代不如一代的恐惧、焦虑和不满，特别是当你付不起私立学校的学费，你的孩子在家族里第一个上了公立学校的情况下。 在身份和收入之间苦苦应付，让英国中产阶级成为欧盟人口中最有压力、最不快乐的一群人，他们中酗酒人数增加，轻度刑事犯罪案件上升。今年的《欧洲社会调查》报告说，英国人的幸福度只排第9位，生活满意度位居第10。英国人在欧洲国家工作时间最长，全职员工每周工作43.5小时，还有16%的人每周工作60小时，他们无偿加班每年替老板省下230亿英镑的加班费。曼彻斯特一位离异的女性中年心理治疗师说，她的患者普遍对未来感到绝望：“以前，我以为‘身家厚、手头紧’是炫耀优越感的说辞，现在我就是这种状况。我住的房子不错，出门时人模人样的，但是我常常感到入不敷出。我有房屋贷款，只要听到贷款利率上调，胃都会痉挛。抚养孩子那些年我没有工作，所以工龄短，退休后领到的养老金就非常少。至于海外度假，购买奢侈品，想都别想！如果月底银行户头空了，再有计划之外的开销，什么车被剐了要修理，我立刻沉入契诃夫式的绝望。” 未来基金会的墨菲说，压力和焦虑改变了“应付阶级”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经济学理论一向认为，较高收入的人群对价格不太敏感，现在正好相反。为什么买便宜货不再跌份，因为人人都感到不安全，即便很多人比5年前挣得更多了。这种不好的感觉体现为一种不良动机，刺激人们拼命工作，以获取更多的收入来维系生活方式——但挣得多未必感觉更好。唐宁街知道，不管压榨得多么严酷，中产阶级还是会照样买单”。 面对这一切，中产阶级能做的，还是应付，“我们是‘应付阶级’”。这就不奇怪他们会一晚上灌下肚两瓶红酒，从办公室顺走订书机、接线板。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39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9月29日更新：补充一篇：传来自南大小百合食品工程学学生爆的内幕（未考证） 2008年9月25日更新：《分享国企内部员工总结食品危机下的健康饮食方式》，强烈推荐看看这篇！ 链接地址分别为： 五毒教重现江湖（多图） - http://www.awflas... 分享国企内部员工总结食品危机下的健康饮食方式 - http://www.awflas... 感谢前同事赵琪MM的分享。 以后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留心啊，看看这些可爱的图吧（每张图上都有详细说明，并不是一味的耸人听闻，还是有不少好建议的，有必要仔细看看）： 图片引自cat898.com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进一步看看：《分享国企内部员工总结食品危机下的健康饮食方式》，强烈推荐看看这篇！ 9月29日更新：补充一篇：传来自南大小百合食品工程学学生爆的内幕（未考证） 传来自南开BBS食品工程学学生爆的内幕（未考证） 分享国企内部员工总结食品危机下的健康饮食方式 百度财经、新华网：伊利、蒙牛婴儿奶粉、雪糕均查出三聚氰胺（视频） 全方位体检记 - 元宵送给自己一份救赎 万物皆空，因果不空 多事之秋 - 元气大伤，期待重生 逃避的代价 - 开始接受传说中的“根管治疗” 尴尬爬香山 - 身体真的很重要 《有效预防电脑辐射方法》不需要理论，只需要执行 一个比较科学的寿命测试 ©aw's blog 姿态永恒 拥有本文著作权与解释权, 首发于2008-09-23. | 链接地址: http://www.awflas... 才45条评论 - 立即发言 本文关键词: 健康, 食品, 食品安全

Quoted from NY TIMES Translated by lovelypizza 在北京，中国运动健儿拼搏摘金的时候，在四川成都也有部分人每天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这些人没有了胳膊或腿，或失去了更多。他们都是“5.12”中国西南部四川省大地震的受害者，他们正在医疗中心学习如何运用义肢。 李春阳，16岁，在汉旺镇东旗中学废墟中被困52个小时后救出。他的左膝盖由于被压在碎石粒下，在解救后被截肢。 这里是四川省肢体伤残康复中心———是中国5家最顶尖的研究义肢设备的机构。在最近的几天，有75名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大部分都是小孩。 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几乎都是导致7万人死亡和1万8千人失踪的7.9级大地震的幸存者。上图，被截肢的姜嘉瑞，9岁，正在训练。 病人要在这里花费一到两个月进行康复训练。首先，在得到新的义肢前，训练一个星期。然后，学习如何使用它。上图，春瑞霞，8岁，当护士按摩她被截肢的腿时大哭。 康复的安排是严厉的，早上培训三个小时，下午培训三个小时，运用各种各样的器械——高及腰际的双杆，联系球，体重器械。上图，殷雪，正在联系用假肢走路。 康复中心的医疗师，50岁的李海龙说；“每个人的经历是不同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病人。”上图，李耀华，正在练习头手倒立。 李先生说，康复中心重来没有拒绝过任何病人。有时还会找出需要帮助的病人。上图，李遥遥，在玩玩偶时大笑。 这所由四川政府和各种慈善机构与个人资助的康复中心已经有50年历史了。在这里接受治疗的病人不需要支付治疗费与假肢的费用。 在汉旺镇的春阳中学倒塌时至少有240名学生死亡，目前只有少数的几面破碎的墙立在河边。秋季，学校将会在帐篷里重新开学。上图，春瑞霞，8岁，在四川省肢体伤残康复中心的大厅。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slideshow/2008/08/19/world/20080819QUAKE_index.html

The war in Georgia 格鲁吉亚之战 Russia resurgent 俄罗斯的复兴 Aug 14th 2008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The war in Georgia is a victory for Russia. The West’s options are limited, but it needs to pursue them firmly 俄罗斯成为了格鲁吉亚之战的赢家。西方势力虽显无奈，但仍需不懈努力探求解决之道 ON THE night of August 7th, Mikheil Saakashvili, Georgia’s president, embarked on an ill-judged assault on South Ossetia, one of his country’s two breakaway enclaves. Russian tanks, troops and aircraft poured across the border. Just five days ...

亚历山德拉·哈尼，《金融时报》前华南区记者，《中国价格》一书的作者，该书的副标题是“中国竞争优势的真实成本”。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总编，与哈尼坐聊中国制造业的环境问题。伊莎贝尔·希尔顿（以下简称“希”）：你的书是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给中国及世界其它地区带来的代价。对于“先发展、后治理”的做法给中国带来的环境代价，你将作何评价？亚历山德拉·哈尼（以下简称“哈”）：我们都知道，每年有50万人死于与污染有关的疾病。《金融时报》曾经报道，这一数字更可能是75万人。如此说来，在死亡数字之外，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还有无数人在遭受着与环境有关的疾病的折磨。因此，我认为，对于中国与环境有关的疾病所牵涉到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仅仅刚开始作肤浅的探讨。在太原市外一个城镇的访问中，我问有多少人患有轻度的鼻炎和其他疾病。我甚至认为，我没有看到真正受折磨的人，因为我认为他们很肯能已经死了。他们因空气中所有的颗粒而遭受折磨，而且他们都知道，这部分是和在煤炭行业工作有关，也就是采煤，但也有部分是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烧木炭——也就是中国人有时候谈论的室内污染。就我所知，在那些地区，你会看到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人们至少表面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发展经济的诉求压倒了任何治理的愿望。希：当人们了解其代价时，你认为情况还会是那样吗？哈：不是，我认为人们很聪明，例如，如果你访问一个癌症村，村里的女人都是寡妇，因为她们的丈夫在生产中受伤或者感染疾病死了，或者访问一个庄稼毁于水污染的村庄，他们十分清楚环境如何对他们及他们的健康造成直接的影响。非政府组织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活动越来越多，正在做一些有趣的工作。我对厦门和上海居民的抗议惊讶不已，中产阶级因为环境问题而走上街头，规模还很大。环境难民的数量也很值得关注。（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本人表示，环境难民数以千万——例如，人们因为环境污染而离开他们的土地。无疑，那些人明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希：治理必须拿出费用，这一负担如何由全社会分担还缺乏讨论，人们对此很了解吗？哈：我认为，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的讨论还没有那么深入。这一点从一个中国工厂管理人员的角度可以看出，在其他所有成本都在上升的时候，遵守环保规定无异于增加成本。他知道，没有人会和他分担这一成本，那么为什么要为环保投资呢？他甚至不知道明年是否还能经营下去。而且，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官员，有些官员真诚地关心居民的福利，而其他官员则更关心自己的个人福利，尤其是在乡村，那里的官员是多么地麻痹大意，对此我感到十分担忧。因此，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在特定的圈子里有讨论，但全社会的讨论，我认为还只是刚刚开始。希：尽管如此，中国现在有很多的法规，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有信息自由法和知情权法，以及污染防治法。在这些已经生效的法律中，你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哈：我有时想，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法律的观念不一样，在我写书期间，我常听人说，法律是“漂亮”的法律，法律是一种渴望。人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但不必为在今天实现而烦恼。因此，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的法律观念。毫无疑问，在日本我看到了同样的现象。因此，那也许是问题的一部分。也许在这些问题上真正缺乏优先考虑，而且跟劳工问题一样，没有足够的人来执行。通常，负责执行的人同时也在受监管企业中任职。那显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制定更多的法律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因此，或许问题部分在于观念问题，部分在于迟迟没有认识到“先发展、后治理”的代价巨大——也许我们需要现在加以纠正。希：在你对此进行多年的报道中，你发现态度有所转变吗？哈：从事制造业的商界人士称监管加强了。一位化工行业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我说对于超过1亿美元的特别项目，他们要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当地政府把它提交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会说：“好的，但得把环境影响评估给我们——不仅仅是你单个的工厂，还应包括整个地区。”公司接着会说：“当地政府官员有那些信息，那么为什么不问他们要？”中央政府会说：“他们不会告诉我们，你去找吧。”因此，基本上，中国政府在利用外国公司来为其做准备工作，因为外国公司有更大的力量。这样的发展真是饶有趣味。这位商人说，他发现对他们的大型化工厂项目的审查更加严格，现在获批要困难得多。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全中国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环境违法事件，但是在东莞和深圳等城市，环境意识要强得多。一位工厂管理人员告诉我，这也许仅仅是人们更愿意要高档的住宅，而不愿意要肮脏的工厂。但是无论是什么在起作用，即使不是在内地，我至少在华南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亚历山德拉·哈尼是《金融时报》负责日本和中国报道的记者。在2003-2006年期间，她是该报驻华南的记者。《中国价格》是她的第一本书。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总编，“中外对话”（http://www.chinadialogue.cn/）是一个致力于环境问题的中英双语网站，总部位于伦敦，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

文学巨匠 悲惨的经历、沉重的作品、愤怒的抗争，索尔仁尼琴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见证了前苏联体制的失败。因为他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的出版，他被驱逐出境，先后到了德国、瑞士，最后定居美国。 共产主义战士 1941年二战时期，索尔仁尼琴曾经是一名红军战士，在给同学的一封私人信件里，他表达了对斯大林的不满，并因此被逮捕，从此失去自由。 劳动的岁月 索尔仁尼琴度过了八年的囚禁生涯，在这八年里，他屡次更换监禁地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文学创作，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将创作的文字写在零星的碎纸上，等记下来之后马上销毁。 无影者 索尔仁尼琴描写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该修道院正是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之一，被誉为“古拉格群岛之源”。在1920年代，列宁重新用白色涂料粉刷了这里，并把这里改造成了共产主义者专用的集中营，用来关押、审讯、隔离被审查者。 处女作 处女作出版后，索尔仁尼琴在国内被驱逐，他后来住在梁赞市（苏联西部城市，在莫斯科东南)，并在一所高中当物理和天文学教师。也正是在做教师期间，他根据自己在古拉格群岛里的亲身经历，创作了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并在著名刊物《Novyi Mir》上发表。 文学的力量 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引起了国际文坛的关注。但是，这本小说出版过程却颇具戏剧性，因为当时执政的赫鲁晓夫想要证明在斯大林时期存在暴政。几年后，索尔仁尼琴决定将苏联的劳改体系写出来，于是《古拉格群岛》在国外出版。而在国内，他随后就被逮捕并驱逐，起先到了德国，并见到了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打网球 索尔仁尼琴最终定居美国佛蒙特州，在美国居住期间，他依然保持着在苏联的生活习惯。每一年他的逮捕日，被他叫做“获罪日”。 自由的象征 苏联解体以后，被驱逐20年之久的索尔仁尼琴终于获准回到自己的祖国。上图为1994年，他回国后在俄罗斯议会下院进行演讲。 荣誉勋章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高度赞扬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普京“捍卫了俄罗斯的国家地位”。在2007年，他邀请普京到他在莫斯科的家中，并领取了国家勋章。 载誉归来 最后，索尔仁尼琴一直保持着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提倡社会保留传统的价值观和19世纪时理想主义的回归。

陆先生5年前搬到上海郊区，追求的是那一份平和与宁静。他在名为东苑绿世界(Green Garden New World)的封闭小区买了一套公寓，小区内的私家草坪上点缀着亭台。然而，从年初开始，这片小小的市郊天地不再宁静。相反，这里的居民养成了一种新嗜好──维权。1月份，针对在小区附近建设高速磁悬浮轨道的计划，居民们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4个月后，当一场地震袭击了四川省部分地区时，小区里又开始热火朝天地组织私人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希望政府更多倾听民意40多岁的网商陆先生参与了反对磁悬浮项目的抗议活动，地震发生后他又前往四川帮忙。“我们正努力让政府更多地倾听民意，”他表示。欢迎来到中国郊区，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新裂纹。在决定未来二十年中国政治发展方向上，东苑绿家园这样的小区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没有迹象显示共产党有意退出其政治主导地位，但在一个变得更加复杂、教育水平更高、更加自信的社会，它在一系列领域面临挑战。党面临的最大潜在威胁，来自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虽然每天都有贫困农民抗议，称自己的土地被强占，或是被附近的工厂污染，但农村的抗议往往是孤立的，而且由于远离世人的关注，当地警察往往没有动粗的顾忌。中国大都市中那些不太服管的中产阶级就不同了。如果公司高管、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始挑战政治现状，党对社会的掌控将不再那么有把握。中国领导人充分了解，在韩国和台湾——的确，在一个多世纪前的西欧和美国——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中，城市中产阶级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北京的菁英圈子里，围绕政府透明度、媒体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有着激烈的辩论：党接受这些改变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新郊区群体给它带来多大压力。“政府开始受到新社会群体的挑战，这些群体成长迅速，并希望(政府) 倾听他们的声音。”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中国专家杰弗里•瓦瑟施特伦(Jeffrey Wassterstrom)表示。“如果他们感到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声音，连那些在很多方面支持政府的人也会改变看法。”富裕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比平地而起的工厂建设速度更快的就是新郊区。陆先生居住的莘庄地区位于上海地铁1号线的终点，是个非常繁华的城郊地区。地铁开通后的10多年间，这个地区经历了社会与经济的飞速变化。有了地铁，第一批为私人业主打造的公寓大楼拔地而起。刚刚买了第一辆汽车的职业人士家庭，也从市内被吸引到封闭小区来。不断增加的收入，也带来了中产阶级生活的其它许多标志。在中国第一家郊区高档购物中心——南方友谊商城，莘庄的居民可以在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挑选衬衫，选购劳力士表(Rolex)或是在Costa Coffee饮拿铁。莘庄的政治觉醒始于今年1月份，当时上海政府在一个冷僻的网站上公布了延长磁悬浮轨道线路的计划，延长后的线路将穿过莘庄部分区域。上海拥有世界唯一的商业化运营磁悬浮铁路。现有线路从浦东国际机场延伸至偏远郊县，时速达到430公里，计划部门希望将这条轨道延长，穿越市区，直至虹桥机场。这个方案激怒了规划线路的沿线居民，他们担心噪音和潜在污染。请愿书在网上流传，楼房侧面挂出大幅标语，上面写着“对磁悬浮说不”之类的口号。斯文的“散步式”抗议今年1月份的一个周六下午，数千人聚集在上海人民广场的市政府大楼前，对磁悬浮建设计划表示抗议。鉴于示威事实上是被禁止的，居民们用“散步”一词来描述这种行动，即他们都是碰巧同时出现在广场。另一队人自发地前往上海市主要商业街“购物”，同时喊着反对磁悬浮的口号。市郊居民这种斯文而又坚定的反抗达到了预期效果。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城市抗议活动之一，并得到国外媒体摄影记录。几周后，上海市长宣布，该项目至少延期一年，在此期间将与当地居民进行更多协商。这不是上海郊区居民第一次反对磁悬浮建设计划：去年春天在政府大楼外也曾出现一系列抗议活动，磁悬浮的最初线路也因此修改。但这次的抗议更加大胆，居民们利用手机短信和YouTube网站传播新活动的消息。“散步”策略似乎是仿效了去年厦门一次类似的抗议行动，那次抗议阻止了一家化工厂的建设。上海对磁悬浮的抗议和厦门的抗议活动，已经被看作中国政治的里程碑事件——它们是市郊中产阶级施加压力，要求政府体制更加透明、更负责任的强大例证。“共产党保证公民有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意见的权利，”陆先生表示。他坐在客厅，客厅里展示着女儿画的米老鼠，还有一座孔子雕像。“我们不是政府的反对者，但我们让政府行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得到曝光。”地震引发的另一种政治参与如果磁悬浮抗议活动体现了上海莘庄中产阶级初生的政治自信，那么今年5月的四川大地震则催生了一种不同的政治参与形式。由于不相信官方慈善组织，陆先生在互联网上筹资购买净水器，并亲自把它们带到四川。供职于一家私人股本公司的梁在地震发生两天后搭乘航班前往四川省会成都。“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份薪水可观的好工作，”他解释道。“但我也觉得，我愿意为我们社会中的其他人做一些事情。因此，地震发生后，当一位成都朋友请我帮忙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由于没有接受过医疗培训或其它救援技能，他在成都做一些行政工作。他表示：“工作其实真的很枯燥，但当我回来时，很多朋友和同事都非常感兴趣，希望我能帮他们联系到四川的相关人士，做一些志愿工作。”根据政府统计，20多万人来到四川伸出援手参加救援。在上海南方友谊商城，很多人排队为四川受伤灾民献血。对四川大地震的反应，引发了国内外激烈的辩论：这一事件是否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开辟了新的空间。在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里，中国对记者和慈善组织似乎展现了不同寻常的开放度。但在接下来的几周，政府收紧了控制，对这些活动施加了限制。然而，不管影响如何，数以万计的人放下一切伸出援手，他们展现出了一种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家生活的愿望。与磁悬浮列车抗议一样，这显示出中产阶级越来越希望自己的声音以新的方式得到倾听。麻省理工(MIT)高级研究员高承智(George Gilboy)在近期一篇论文中写道：“中国社会正变得更为强健、多元、投入和能干。”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对西方观察人士而言，有关中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正变得更为积极的见解，具有深深的吸引力。这让当代最强大的理念占了上风：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民主。它突显了西方与中国的许多外交和商业来往——一些外交官问道，如果中国正向注重人权的方向发展，为什么要在人权问题上喋喋不休？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正越来越像西方。然而，还有很多保持审慎的理由。即使在那些认为自信的中产阶级最终将推动建立一个更为自由的政治体系的中国观察人士中，很多人也指出，这将只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仍相对较小。中国约8亿人生活在农村，其中多数人还在通过务农来勉强维持生计。在城市，很多人现在拥有房产，但这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财富指标，因为许多人是在政府私有化过程中低价购得房产。另一个体现中产阶级状况的指标是汽车保有量，这个数字正迅速增加，但基数非常低：在中国，拥有汽车的人数比例仍只有3%上下。中产阶级规模较小，还带来了政治保守主义。住在上海等城市的富裕郊区，意味着享受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特权；许多中国中产者倾向于保持政治现状，因为他们怀疑，民主社会将不得不更为分散地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这些资源。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Sydney)中国专家大卫•古德曼(David Goodman)表示，相对于西欧多数国家和已成为民主社会的多数亚洲国家，中国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紧密得多。其结果是，他们相对不那么可能挑战党国体制(party-state)。他指出，新一代私营企业家尤其如此。许多私营企业都是从地方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分支机构起步的。即使现在，希望开展全国业务的商人，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强有力的政界人脉。在最近的一份中国富豪榜上，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许多新财富通过半私有化来自党国，或者被党国吸收，”古德曼教授表示，“如果让他们放手去做，其中一些人可能会自己去组建政党，但在党国体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那样做。”党千方百计赢得专业人士的忠心。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时，许多受过教育的中产者对于他们的低工资感到愤怒。在此后的几年里，大学教师等人士的薪资定期上浮，有时加薪的幅度还相当大。党员身份是一项资产在雄心勃勃的学生中，党员身份是一项具有吸引力的资产，因为它能带来很多关系。北京一流大学的一位教授表示，尽管他门下最优秀的学生对此不屑一顾，但许多其他人希望入党，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增强就业前景。对中国党国体制的这种友好态度，体现在今年莘庄出现的政治维权的另一情节中，这一次，抗议者在维护政府的好名声。在今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以及奥运火炬在伦敦和巴黎传递期间出现混乱后，许多人对于在他们看来在奥运年羞辱中国的企图大为愤慨。在网民开始呼吁抵制法国货后，几家家乐福(carrefour)超市门前出现了大规模示威。在莘庄南方友谊商城隔壁的家乐福，年轻人身穿写有“西藏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的T恤，在家乐福门外走动。对自身地位没有把握的中产阶级，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海外声望。抗议政府还会带来巨大风险。几位反对磁悬浮的抗议者表示，他们曾受到威胁，威胁者称，如果他们制造太多麻烦，他们将被逮捕或受到其它惩罚。对此心怀疑虑的陆先生在起居室角落安装了摄像头，记录所有的会晤内容，不管是与记者还是官员。他用一句中国谚语解释了人们不愿成为活动领袖的原因：“枪打出头鸟。”因此，尽管反磁悬浮抗议活动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只有在直接利益受到威胁时，中国的中产阶级才愿意挑战政府，而近期事件并不是对体制的挑战。“地震后人类同情心的爆发是真实的，但中国中产阶级只有在自家后院起火的情况下，才会在政治上冲动起来，看看上海和厦门的抗议活动吧，”西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学者陈杰表示。“总体上，中国中产阶级不是非常成熟。”译者/何黎

美国总统布什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的详细日程公布，他如愿以偿获得八月十日美国对垒中国的篮球赛门票。为了这场比赛，布什早在北海道八国峰会期间，就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索票。

终于，YouTube刚刚悄无声息的推出了简体中文的界面。而YouTube繁体中文界面的推出，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可以点击这个地址直接进入简体中文的YouTube界面，也可以在YouTube的首页语言选择中选择简体中文进入。这次只是界面上的更新，Google并没有像针对香港或者台湾那样推出针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定制内容。尽管如此，简体中文界面应该还是会吸引更多的中国的用户使用YouTube的服务。只是在速度上，YouTube目前依然不及国内的视频网站那样的流畅。不过令人担心的是，简体中文YouTube的推出也可能更快招致被整站封锁的状况。 文章来自WebLeOn's Blog

夜来思史，发现刘备同志的创业经历和今天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1、炒概念。 刘备是概念营销的鼻祖，在概念炒作方面是把好手，他在创业初期，重点下功夫炒作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宣称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一个是“光复汉室”。这第一个是炒作自己，第二个是炒作自己所从事的项目。把这两个概念都炒作得深入人心。一千多年过去了，直道今天，很多创业者也是这么干的，乐此不疲地进行概念营销，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们尤甚。 不管是刘备，还是今天的创业者们，或者说其他想出名想疯了的人，而打响知名度的最好方法自然莫过于借用名人的旗号了，而且最好是相关领域的名人。比如要造反，当然需要是皇帝的旗号。比如要做互联网，当然最好是在美国的NB学校毕业、NB公司做过。炒概念炒到这个份上，足了。 这个时候，概念的真假，就不重要了。而且，刘兴亮认为，假概念也要比没有概念强，尤其在创业的忽悠阶段。 2、拉拢几个合伙人。 创业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首屈一指的应该是团队。团队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合伙人。项目能不能做起来，初创阶段全靠合伙人。 刘备深谙此道。他用几分钟的时间便忽悠了张飞，让“颇有家资”的张飞信誓旦旦地要卖了家产跟他打天下，并立马付诸了行动。喝酒的时候几分钟内又搞定了关羽，让这个被官府通缉的杀人犯以劳力入股，真心诚意地跟他跑路，接着又顺利结成了三人小组的创业合伙人。 3、天使投资。 高级创业者从来不花自己的钱，都是花天使投资人的，尤其是在互联网行业。 刘备也是如此，他总共有三个天使投资人：张飞、张世平、苏双。“某还颇有些家资”的张飞出钱宰牛设酒，买兵器，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中山大商张世平和苏双投资良马五十匹相送，又赠金银五百两，镔铁一千斤。 4、找一个优秀的CEO。 创业者即使再优秀，管理公司都不如职业经理人。这个时候，聪明的创业者便会重金聘请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来做CEO。或者是自己做CEO，让职业经理人来做总裁，管理具体事务。 刘备就是这样的优秀创业者，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优秀职业经理人。陈天桥也是这样的优秀创业者，唐骏也是这样的优秀职业经理人。 5、找准定位，称霸一方。 定位很重要，否则只会迷失自我。当发现做大而全的市场很困难时，那就寻找细分市场吧。 所以，刘备选择了“沃野千里”的益州，占领了西南市场的制高点，进可攻，退可守，游刃有余。所以，孔夫子选择了旧书的电子商务，爱帮选择了生活搜索。 相关推荐： 《三国演义》中必学的六大领导艺术 《易经》揭示企业发展的四个层次 向《士兵突击》学习如何搞互联网 创业者必学的六种植物 企业操盘中的“草船借箭” 四轮驱动，创业才能奔向成功 简单却容易忽视的四条管理定律 一枚铁钉居然毁掉了一个王朝 创业者必学的七种动物 最适合创业的三个年龄 互联网领域的盖茨与三国袁绍有一拼

有个做机械设备的朋友，家族企业起家，现在已经做的很大。公司研发、生产基地设在山西，营销中心在北京，分销商和用户则遍及全国，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9个分支机构。摊子越铺越大，事业蒸蒸日上，分散办公、移动办公带来的诸多问题也日渐显露出来：传统的电话、传真、E-mail的沟通和联络方式已无法做到快捷、实时、准确和充分、有效，企业内部各种数据和信息也无法做到实时共享；各类待办业务与实施人之间常常脱节，无法做到实时提醒。 这就是我朋友的苦恼。因为知道我一直在做IT领域的研究咨询，便非要让我一个小时之内在茶馆的包房内就给他对症下药。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有句名言：“未来的竞争将是管理的竞争，竞争的焦点在于每个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及其与外部组织的有效沟通上”。显然，企业内外的沟通状况无疑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效果，从而也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高深莫测的告诉朋友，很好解决：要么用企业IM，比如点击科技；要么用OA软件，比如万户软件。 朋友一脸茫然，问我什么是IM？我问他用过QQ吗，解释了半天他才明白。接着他又疑惑：员工用这个来泡MM或者干别的事情怎么办？我告诉他企业IM联系范围是可控的，并且对话内容是存档的。员工接触到的只能是公司内部的MM，如果员工非要吃窝边草，即使没有这个，他们也会吃。 相对于传统的电话、传真、邮件等沟通方式，即时通讯无疑在沟通、协作方面有着方便、快捷、实时的优势。而且企业IM可以解决个人IM的那些安全性和可管理性差等方面问题和不足。 企业与个人应用一个明显的区别是，IT应用必须和很实际的商业目标联系在一起，企业IT环境有一个典型的需求就是安全性方面的考虑。企业的核心商业价值不能被别人获取。任何涉及企业业务的商业交谈，都应该被管理。 因此，国际软件�